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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贵惇

黎贵惇
Statue of Le Quy Don cropped.png
出生保泰七年七月五日
(1726-08-02)1726年8月2日
山南镇先兴府延河县延河村(今属太平省兴河县独立社)
逝世景兴四十五年四月十四日
1784年6月11日(1784岁-06-11)(57岁)
山南上镇莅仁府维先县阮舍村(今属河南省维先市社
居住地越南
学术工作
年代后黎朝末期、郑主末期
主要领域哲学、史学、文学

黎贵惇越南语Lê Quý Đôn黎貴惇,1726年8月2日-1784年6月11日),字允厚,号桂堂,幼名黎名芳。是越南历史上著名的学者文人史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其学识渊博、涉猎甚广,包括诗文、史学地理哲学医学天文农学等多个领域。生平著述丰富,其大部分著作均收入《黎贵惇全集》中,其在越南哲学史和越南思想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被称许为越南集大成学者。

生平

黎贵惇生于后黎朝裕宗保泰七年(公元1726年),卒于1784年。山南下镇先兴府延河县(今太平省兴河县)人。出身士大夫家族,父亲黎仲庶(黎富庶)为进士,任职刑部尚书,受封侯爵。黎贵惇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八岁能作赋策,十一岁读完宋元史,日赋十篇,有“神童”之名[1]。至十四岁已习读四书五经、史籍传记,旁及诸子百家,以至“无书不读、人以宿儒称之。”[2]。十八岁乡试解元,二十七岁登进士第,取为榜眼。“自乡举至廷试、皆第一。”[3]

1753年,黎贵惇被授翰林院侍书,后任侍讲。虽他颇受黎显宗器重,但却未得到掌握实权的郑主郑楹的青睐。黎贵惇也曾因协赞军务攻剿黄公质义军有功和谙晓兵番(管理军事的机构[4])典例,得到过郑楹嘉奖,但其多任闲职,或入翰林院秘书阁国史馆,或监察地方官。

1760年至1762年间,黎贵惇被选为如清岁贡副使,与正使陈辉宓等人出使中国。

1754年,因建议改革,建立法制,被谗言中伤,辞官。

1765年,黎贵惇辞官归乡,杜门著书,讲学授徒[5]

黎贵惇颇受靖都王郑森赏识,1775年前其官职屡有升迁,曾出任陪讼(地位相当于副宰相[6])。他先被起复为侍书,后因讨平黎维缺字图片义军有功,迁副都御史。1769年由颖城伯晋封为侯。1770年,黎贵惇受命前往清化勘察户口,查补军项,返京后进呈清化民所送赂银百余镒,不久擢工部左侍郎,署都御史。黎贵惇与宦官范辉锭过往甚密,1773年,郑森以范辉锭署府事,黎贵惇人侍陪讼,并以黄五福等掌督兵政,范辉锭掌督财政,黎贵惇掌督民政。

1775年,黎贵惇之子黎贵杰科场舞弊事发,此后又因其他事而遭弹劾、攻击。1776年他出任新设顺化镇抚司协镇抚。1778年,自请改入武班,被授为右校点权府事,改爵义派侯。1779年被解职,1781年起复,任国史馆总裁。

端南王郑棕执政后,于1784年3月,升黎贵惇为工部尚书。同年4月,黎贵惇去世,享年53岁。郑棕闻讯后,命黎显宗罢朝三日以悼之,并追赠其为颖郡公越南语Dĩnh quận công穎郡公)。

著书

《黎贵惇全集》(1977、1978,社会科学出版社)。《抚边杂录》、《见闻小录》、《大越通史

与中国类似的,越南传统的士大夫将“三不朽”的“立德”、“立功”、“立言”作为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在“立言”这方面,黎贵惇则可以被视为越南传统士大夫的典型代表。越南封建时期,没有任何人如黎贵惇那样著述丰富,著书立说犹如他的人生目的[7]。黎贵惇在他30岁之前,已经撰写了《群书考辨》、《圣谟贤范》等书籍,晚年著成《抚边杂录》。其著作一共约有50部[8],现代越南学者考证确定的著作有14部。著作的内容涉及哲学、史学、天文、地理等诸多方面。

在可确定的黎贵惇的14部著作中,有7部与哲学有关。另外的一些哲学著作如:《金刚经注解》、《道德经演说》、《存心录》、《太乙卦运》等极有可能也是他的著作。由于黎贵惇在著作大多以抄本流传,关于其著作的成书年代、卷次内容、抄录传藏等方面不少需要考定的地方。黎贵惇的一些著作中的不少内容为编辑校订、抄录转述、述而不作。述而不作也是黎贵惇学术研究的一个特点。他的哲学和史学著作多为先贤语录、经典所载内容和其他资料的分类抄录编辑,正如其自云:“据纸上文字,采诸传记说话事迹,标指眼目,略加概括,即可成帙”。

下面将列出的是黎贵惇的部分著作:

  • 哲学类:
    • 《芸台类语》。九卷。
    • 《群书考辨》。二卷。
    • 《圣谟贤范》。又作《圣谟贤范录》。十二卷。
    • 《见闻小录》。十二卷。
    • 《阴骘文注》。二卷。
    • 《书经衍义》。三卷。
    • 《四书约解》。由汉喃文著成。
  • 史学类:
  • 文学类:
    • 《全越诗录》
    • 《桂堂诗集》

黎贵惇著述丰厚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他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饱读诗书。其自云:

其次,黎贵惇多次供职于史馆,又曾于郑王府任要职,得以接触和利用很多文史资料。有人认为他为了写作《群书考辨》,曾“读遍十八世纪所能见到的各种汉文典籍”[10]

再次,黎贵惇治学严谨、勤于阅读、抄录,平时读书所得,均随笔记之,并分类收藏。其仕途坎坷,失意之余则闭门谢客著书立说,几次仕途起落也使他有了收集材料著书的时间。

特点

黎贵惇所作的《桂堂诗汇选全集》、《全越诗录》、《桂堂诗集》等都有一些突破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题材和内容。如,《妈妈我想嫁》一诗,大胆暴露和辛辣讽刺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禁锢。

讲学

根据史料,黎贵惇有三次短暂的讲学经历。第一次是在1765年至1766年间,他辞官在家,讲学授徒;第二次是在1776年出仕顺化的六个月中,曾经视察学宫,并与“诸生讲学论文”,鼓励上进,“诸生就学数十人”;第三次是在1783年出任乂安协镇抚期间,因为政事不多,当地人常来问学,“乃广开 学社,学者数百人”,至同年十二月复回朝任职。除此以外,黎贵惇平日也有很多追随的生徒。《皇越诗选》的编著者人侍行参从继烈侯裴璧、御史台署副都御史镐译伯陈公烁、人侍陪从行兵番机密事物阮廷简等黎郑统治集团的重要人物,皆出自黎贵惇门下。

出使中国

1760年至1762年间,黎贵惇被选为如清岁贡副使,与正使陈辉宓等人出使中国。在中国期间,除修贡外,黎贵敦在京城参观了文庙,历览山川,询访治体,“观上国政治如何、人物如何。”[11],其亦与中国官员和其他国家使节团交往颇多,唱酬应答,诗书相赠,一些较有名的诗文如下:

送朝鲜国使黎贵惇
异邦合志亦同方、学术本从先素王。
完福共欣歌五善、逸才偏愧乏三长。
侧釐白锤交投赠、端委洪畴觅表章。
信笔书黄终歉歉、粲花清论过揄扬。
伟才端的让东方、义理渊源贯百王。
尚友四旬梅信重、相思二月柳条长。
猥因文字成佳好、还借兼从寄短章。
欲写风情嫌莫肖、丹台段段想清扬。
朝鲜国使洪启禧 和诗洪启禧
高碁传谱药传方、小帙编摩证百王。
南记词华之子最、神州心眼此行长。
云烟吴楚移舟夜、雨雪幽燕伐木章。
奇遇只应通纻缟、拙文那得重班扬。
李徽中和诗 (李徽中)
浮槎渺渺自何方,南指星辰别友王。
烟湿五湖衣带缓,芝仓三岛发眉长。
仓茫膜外山河远,络续花前锦绣章。
归橐盎然皆越字,春风燕蓟马蹄扬。

在中国的两年间,黎贵惇将其所著《群书考辩》、《圣谟贤范》赠与清朝伴官秦朝釪,广西提督学政朱佩莲评阅,并就有关哲学、史地等问题与他们交流探讨,还在京城与朝鲜使臣鸿启禧进行了交流。回国之前,黎贵惇采集了一批书籍准备带回越南。有些书籍因违禁令,在返回途中被广西的官员查缴,购书的花费由中国地方官员支付。黎贵惇一行被查收的书籍包括:《渊鉴类涵》(后发还)、《智囊》、《千古奇文》、《神相全书》、《古今治平略》、《紫微斗数》、《封神演义》、《梅花易数》、《说铃》、《击壤集》、《贪欢报》、《山海经》、《大清律》等数十种。黎贵惇对《渊鉴类涵》一书非常重视,专门呈文请求发还。他认为“此书内纂时类诗文、人伦臣道”,可以“广同文之化”[12]

哲学思想

宇宙观

黎贵惇认为:“太极者一也、混元一也。、二生、以成万物、是太极有一也。[13]”。传统的观念认为,天属、主动;地属、主静。黎贵惇认为此为“分配之言耳”,“天不静则四维何以安固、七政何以附丽?地不动则只快然一物,而生意几宁息矣[13]”,他得出结论:“天形动面气静,地形静而气动[13]”,提出了“天静地动”的看法。

黎贵惇还以“风气”之说来解释天地之间的运动变化,认为天地皆“风气”。天气下降、地气上腾,由此产生“风气”而周旋于天地之间,引起事物变化。他认为,“风气”存于天地间,“无时不有,非动时有静时无也[13]”。

他从“天人感应”的思想出发,推崇“天人合一”、“天人一理”之说,认为自然是可以相通的,是和谐的,人与自然可以齐一。黎贵惇提出天人合一的关键在于“”,“象数之妙、散于形气、自无出有、自有人无、杳微彰著之间、莫非道也”,“道在事物、事物有道、远而际天蟠地、近而人伦日用、莫不有其理焉,有其义焉、君子固不容以不知也[14]”。人能知“道”,合“道”的方法就是要“正心”、“虚静”,此即“天人合一”之理。

理气观

黎贵惇的“”、“”观,受到中国宋代理学的影响较大,也据此进一步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思想。他认为:“盈天地之间皆气也。理者言其实有而非无耳。理无形迹、因气而见、理即在气之中”。“理寓于气、数由于理、生于心、作于事、气之验也”。

现代越南学者认为,黎贵惇“已经走入宋儒唯心之门,又从唯物的道路走出”,因为黎贵惇一反理为本的思想,认为理因气而生,理存在于气之中,有气后有理,理为气之属性,无气则理无所依[15]

对释、老、鬼神的看法

越南黎朝“崇儒重道”,独尊儒学,而对之说多所轻视,而黎贵惇则表现出兼容并蓄的思想。他认为,佛教、道教清虚超寂,高谈道德,纵论形神,自有其高明之处,“吾儒执彼此之见,每每辩驳,其可乎”。释、老之教,地位尽管多有变迁,但“玄风妙法,实与天地相为不朽[16]”。黎贵惇以“气”、“道”之论来说明仙、释的合理性,认为“形神皆资气以立、气聚则道成、散则道不成矣[17]”。

儒家先贤著述讲学的目的之一便是明天地、正人心,因此对神灵、怪异等少有论及。但《左传》一书多载神怪之事,黎贵惇据此而认为:“大抵天地之间不出阴阳二气而已。气即理也,知此理此气之未尝无,则知之非无矣[16]”。

善恶观

黎贵惇大体上接受并发扬了宋儒朱熹的思想。他在《阴骘文注》中写道,阴骘文“使人慕于为善而不敢为恶、其有关于世教大矣”。他认为:

黎贵惇认为,善恶必有报应,而且对于家庭国家都关系重大。“行善则近报在自己、远报在儿孙”,“百福骈臻,千祥云集”。此即所谓“积善有余庆”、“积善降百祥”之意。由此,家“可以膺吉康、成福禄”,国“可以厚风俗、跻太平、其道甚大”。

黎贵惇在扬善抑恶的目的看法上,与朱熹较为类似,都是要追求圣人君子的境界,圣人具有“道心”,能专一于“天理”,即“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思想。他编著《阴骘文注》的目的,即为“普劝人士、共期克己复礼、据德怀仁,以趋于君子之域[18]”。

社会改革相关

黎贵惇生活在越南后黎朝郑阮纷争时代,国家长期处于内战和分裂之中。黎贵惇认为礼乐法度,应该“应辰(时)立教,通变宜民”、实行改革。1764年郑主政权的郑楹执政时,他曾上疏请“立法度、定经制”,建议权时之变,厘定法制。他认为“法制者、亦惟设官职、经文伟武、谨虑审令、劝学立教”,整顿社会秩序,以达到“威令禀然”、“分义秩然”、“礼文灿然”,“消内外臣民凌戾乖争之气”,正人心,维风俗。但其主张当时并未被采纳。1767年,靖王郑森执政后,黎贵惇又屡有上疏谏言,颇受重视,1771年,黎贵惇就限制黎氏朝廷权力、某些官职的选任方式、勘察土地及增加兵役丁数等方面提出改进措施,表陈四事,郑森“皆以为然、即令行之[19]”。

另外,黎贵惇还主张减轻刑罚、蠲免钱粮,使民得以生繁。1776年他出任顺化协镇抚后,提出治理顺化的首要任务在于“奠民居、通民利、祛民害[20]”,显示出其“民本”的意识。

对越南国内外文化的态度

对西方文化的态度

十八世纪前后,越南上流社会对西方文化普遍表现出抵制、防卫甚至蔑视的态度,不愿过多接触西方文化。黎贵惇对待近代西方文化和科学持较为开明的态度,他愿意了解和接受中国、越南等东方国家以外的世界。黎贵惇出使清朝期间,阅读了一些西方传教士在华的著作,他曾评价欧罗巴利玛窦南怀仁艾儒略等:

他曾征引《坤舆图说》中关于大气浮力的学说,以证明其认为天地间有气充盈之观点的正确[21]。黎贵惇广泛研读《坤舆图说》、《地理志》、《四裔列传》、《佛国记》、《使高丽录》、《元征西域记》、《真腊风土记》、《郑和下西洋记》等著作,相信赤县九州之外还有“大瀛海环其外”的九州,并认为宇宙乾坤是无限的,“广轮际蟠、寥廓绵邈、无穷无极[22]”。

黎贵惇在顺化期间,阮主政权的一位工匠阮文诱曾留学荷兰,对西方科技知识比较熟悉,于是将其事迹载入其著作中,而当时的其他学者对于这种身份低微的匠人却很少关注。另外,他亦在其著作中详细记载了西方的两种自鸣钟及其运行原理[23],并非将其视为“奇技淫巧”而摒弃。

华夷思想相关

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思想广为越南士大夫阶层所接受。另外,一些古代越南文化阶层也自认为是神农之后,以“华”、“汉”自称的情况在越南封建时代经常存在。而在强调越南自身也为“华”、“汉”的同时也尽量突出本民族特征,并强调自身文化的优秀以及同中国的差异(可参考小中华思想)。

这种文化形态在包括黎贵惇在内的越南传统知识阶层都有所体现。黎贵惇认为:“越邦肇启、文明无逊中国[24]”。他曾对比汉代交趾郡南海郡(今属广东)、苍梧合浦郁林(今属广西)的户口、地域数量、范围等,认为交趾发达于南海等郡,并以交趾刺史兼统两广而治于龙编(今河内)为据,认为“以本国都城为正中之地、四方之所凑会[25]”。此以国都为天下之中心的观点,与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念极为相似。黎贵惇在出使中国期间,他对清朝官员在文书中使用“夷官夷目”来指称越南使臣非常不满,并向广西布政使叶存仁提出交涉[26]

对本民族文字、文学的态度

越南后黎朝时代,经济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文化名人增多,著述载籍逐渐丰富,民族意识也同时凸显出来。黎贵惇是一个比较具有民族意识的学者,他对越南本民族文字、文学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应举时,黎贵惇使用喃字作散文,冲击越南科举必须完全使用汉字的成规;入仕后,突破朝廷必须行汉文文言文)的规定,用汉喃文作奏折。他的著作中,也有很多使用本民族的喃字著成的。

黎贵惇以“融会”和“创造”的精神来整理、审视并反思越南文化,他在其著述中经常赞颂越南历史上的名人,如参与营建北京紫禁城阮安、发明神铳的胡元澄等。

以黎贵惇命名的学校

脚注

  1. ^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篇,卷四一。
  2. ^ 越南《南风》杂志。1938年,第144、145期连载《黎桂堂先生小史》
  3. ^ 大越史记全书》,陈荆和校合,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昭和六十年版,第1135页
  4. ^ 郑主执政时代,郑主设立府僚将后黎朝朝廷的权力完全架空,朝廷只是个摆设。朝廷的兵部没有实权。军事事务完全由府僚中的兵番管理。
  5. ^ 越南《南风》杂志,1938年,第144、145期,《黎桂堂先生小史》
  6. ^ 郑主时代,朝廷无实权,一切事务由郑主的府僚管理。郑主多被朝廷封为丞相,事实上是摄政王。府僚中“参从”的权力相当于宰相,“陪从”、“陪讼”相当于副宰相。
  7. ^ 文新:《简论黎贵惇——越南封建时期的博学之士》。越南,《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
  8. ^ 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越南历史》中文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90页。
  9. ^ 杨明:《黎贵惇的材料收集方法试探》,越南,《历史研究》,1964年第4期。
  10. ^ 杨明:《黎贵惇的材料收集方法试探》,越南,《历史研究》,1964年第4期。
  11. ^ 《北使通录·题辞》,黎贵敦
  12. ^ 黎贵惇:《北使通录》。卷四。
  13. ^ 13.0 13.1 13.2 13.3 黎贵惇:《芸台类语》,卷一,理气篇
  14. ^ 黎贵惇:《芸台类语》,自序
  15. ^ 文新:《简论黎贵惇——越南封建时期的博学之士》。越南,《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
  16. ^ 16.0 16.1 黎贵惇:《见闻小录·禅逸》
  17. ^ 黎贵惇:《芸台类语》,理气篇
  18. ^ 黎贵惇:《阴骘文注》题辞,见于丁潘辉注:《历朝宪章类志·文籍志》。
  19. ^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卷四二
  20. ^ 《抚边杂录》,自序
  21. ^ 黎朝通史》,卷首 《作史旨要》
  22. ^ 《芸台类语》,卷三 区宇篇。
  23. ^ 《抚边杂录》,卷六
  24. ^ 黎贵惇,《全越诗录》,例言。见《皇越诗选》,卷七。
  25. ^ 《抚边杂录》,卷一
  26. ^ 《北使通录》,卷四

外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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