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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
Opium pod cut to demonstrate fluid extraction1.jpg
罂粟果实割破处流出的汁液
名称鸦片
植物罂粟
提取物罂粟汁
来源中南半岛
有效成分吗啡可待因
主要产地阿富汗(半成品)、巴基斯坦北印度泰国老挝缅甸墨西哥哥伦比亚匈牙利
正在服食鸦片的清朝
英国在印度的鸦片储存库

鸦片阿片,英语:opium),俗称大烟阿芙蓉[1]阿拉伯语:Afyūm)或福寿膏,属天然麻醉抑制剂医学上作麻醉镇痛药;非科学研究或非医用,则归类于毒品

作为毒品,传统用于鸦片的吸毒工具有烟签、烟灯、烟枪等,一般将生鸦片加工成熟鸦片,然后搓成小丸或小条,在上烤软后,塞进烟枪的烟锅里,翻转烟锅对准火苗,吸食燃烧产生的吸毒人员中烟瘾不大者每天吸食10~20次,重者每天百余次;现在吸毒者常直接吞服鸦片小丸,或把鸦片溶于中直接用针进行静脉注射

来源

鸦片是从一种原产于小亚细亚之一年生草本植物罂粟”未成熟蒴果经割伤果皮后,渗出之白色汁液干燥凝固而得,含多种鸦片生物碱,鸦片分为生鸦片和熟鸦片。

生鸦片呈褐色,有些品种则呈黑色;可制成圆块状、饼状或砖状;一般表面干燥而脆,里面则保持柔软和有粘性,有刺激性气味——陈旧的尿味,味很苦。生鸦片中除了15%-30%的矿物质树脂份外,还含有10%-20%的特殊生物碱。

生鸦片经加工处理后,成为吸毒者使用的“熟鸦片”。熟鸦片就是生鸦片经过烧煮和发酵后,制成条状、板片状或块状;其表面光滑柔软,有油腻感,呈棕色或金黄色,通常包装在薄布或塑料纸中。吸毒者吸食时,熟鸦片可发出强烈的香甜气味。

生物碱可分为三类,即,

  • 第一类是吗啡类生物碱,其中又包括三种成分,吗啡——含量10%-14%,可待因——含量1%-3%,蒂巴因——含量约为0.2%;
  • 第二类为罂粟碱类生物碱,含量为0.5%-1%;
  • 第三类是盐酸那可汀类生物碱,含量为3%-8%。

危害

鸦片作为药物使用,长期或过量使用,会造成药物依赖性;作为毒品吸食,对人体产生难以挽回损害甚至导致死亡。吸食鸦片后,可以初致欣快感、无法集中精神、产生梦幻现象,导致高度心理生理依赖性,长期使用后停止则会发生渴求药物、不安、流泪、流汗、流鼻水、易怒、发抖、寒颤、打冷颤、厌食、便秘、腹泻、身体卷曲、抽筋戒断症状;过量使用造成急性中毒症状包括昏迷、呼吸抑制、低血压瞳孔变小以及性冷感,严重的引起呼吸抑止致人死亡

鸦片在欧洲及中亚有长久的使用历史,被当成一种药物。而依照过去的统计显示,清朝时中国人最爱吸鸦片(滥用鸦片)[2]。鸦片生理伤害及成瘾性与吗啡、海洛因不同,后二者为高提纯、注射型的毒品,相较之下,鸦片对人体危害稍减;酒精、烟草对人体的伤害与依赖性并不亚于未提纯的鸦片。

鸦片与中国大陆

中国人用来吸食鸦片的烟具

唐朝时,罂粟经由大食进贡而传入中国[3],四川在唐朝已经种植罂粟,叫做阿芙蓉;佛教僧人义净(635-713)亦从印度将鸦片传入中国,当时称为“药烟”。宋代士大夫用鸦片煎茶是时尚,苏东坡诗云:“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莺粟”即罂粟。明朝成化年间学者徐伯龄所著的《曋精隽》卷十《合甫融》条中首次出现鸦片一词,并提及宫人到明朝境内多个省分大量收购鸦片。鸦片并列为藩属“贡品”,作为中药之用,《大明会典》记载藩属国给明皇室进贡“乌香”,即鸦片,暹罗皇帝进贡两百斤,皇后一百斤。《本草纲目》将罂粟列在“谷部第二十三卷”中:“罂粟秋种冬生,嫩苗做蔬食甚佳。叶如白苣,三、四月抽薹结青苞,花开则苞脱。花凡四瓣,大如盏,罂在花中,须蕊裹之。花开三日即谢,而罂在茎头,长一、二吋,大如马兜铃。上有盖,下有蒂,宛然如酒罂。”柏杨的《中国人史纲》说明神宗喜在深宫之中吸食鸦片,竟有三十年不上朝。据明史学者吴唅在1959年南开大学科学研讨会上的演讲,1958年发掘明定陵后,在明神宗尸骨中验出吗啡。[4]

至清朝中叶,罂粟种植遍及全国[5]同治八年《涪州志》杞载:“远近有种罂粟,牟利倍蓰。”刘光第在日记《南旋记》中描述涪陵的鸦片种植盛况:“此地与忠州、丰都皆以种罂粟为要务,葫豌,菜、麦,至市他邑,故通市难觅菜油,日用则桐油,皆罂粟油也。”[6]传教士理雅各曾从北京由陆路旅行到镇江,“据他说,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土地上都布满了罂粟田”[7]

初传至民间。在1729年雍正皇帝曾下令禁止鸦片,此后多位皇帝皆有禁鸦片烟命令,但未严格执行,道光帝在任亲王的时候就喜欢抽鸦片,其余亲王郡王公主、高级官员、高级文人都吸食鸦片。19世纪,英国为了平衡对中贸易逆差,因此英国商人由印度进口鸦片至中国,除了国民健康问题外,清政府更在意进口鸦片造成的银漏(作为货币白银流失至外国)问题,林则徐等在广东虎门销烟,成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1860年,中国政府被迫在《天津条约》中将鸦片改称“洋药”,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英国在引进中国茶叶的种植技术后,于印度种植茶叶,几乎停止输出鸦片至中国(已不需要借由鸦片来避免对中贸易逆差),但此时中国已经学会大量种植鸦片,因而本土鸦片竞争也是英国商家被迫退出原因之一。

1906年,光绪帝发布谕令决定禁烟:[8]

自鸦片烟弛禁以来,流毒几遍中国,吸食之人废时失业,病身败家,数十年来,日行贫弱,实由于此,言之可为痛恨。今朝廷锐意图强,亟应申儆国人,咸知振拔,俾祛沈痼,而蹈康和,着定限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

随后中英两国就禁止鸦片问题多次进行磋商,最终于1907年达成了禁烟协议,规定从1908年起进入中国的鸦片每年减少10%,十年之内完全肃清。英国提出先试行三年,待三年之后如果中国方面做到了协议规定的话再续签,中国允许试行三年。[9]1911年5月8日,中英《禁烟条件》规定鸦片进口税釐每箱增加到350海关两,并逐年减少鸦片进口,至1917年将完全禁绝;而土产鸦片税釐也增加相应的比例,增加到每百斤征税银230两。

清政府虽确实执行鸦片减产,但鸦片减产的进度随着清朝灭亡而停止,鸦片生产再起。而清末民初的中国,鸦片在某些地区甚至成为硬通货[10],吸食鸦片也仍是许多社交场所的日常景象。

鸦片与台湾

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即广泛栽培罂粟,1879年(明治12年)5月1日“薬用阿片売买并制造规则”(即鸦片専卖法)施行,购入者及栽培农家由政府登录,后来鸦片作为甲午战争的军需品及政府收入。1915年吗啡在日本国内生产成功,满州关东州作为重要的生产基地,吗啡及海洛因最早是被当成鸦片戒断剂的[11]张学良就曾听信当时最新的医学观点,以注射吗啡来戒鸦片,反而造成反效果(但在当时,口服吗啡协助戒断鸦片也有许多成功例子)。尔后关东军令里见甫成立里见机关控制青帮红帮,以密输吗啡、鸦片至上海等地作为掌控方式,以此通路鸦片密输密售至长崎台北等地,故渐禁成效不彰。

日本殖民台湾期间,采取鸦片渐禁的手段:也就是允许台湾人已成瘾者登记并购买鸦片,但不允许日本人及未成瘾者在非医疗用途使用鸦片,并且以专卖及逐渐提高价格来减少吸食者;除了鸦片收入对殖民初期台湾总督府财政的显著贡献外,亦成为日本在国际间宣扬其殖民鸦片政策最有力的宣传品。但总督府在辅导成瘾者戒除鸦片的努力不足,引起台湾人的不满,直到鸦片专卖收入大减,发明出由鸦片提炼药用吗啡的方法及杜聪明等医学界人士发明低痛苦戒瘾方法后,总督府才认真辅导戒瘾。

日本人为了减少台湾人的反抗心理,台湾日治时期之初不敢骤禁鸦片,但也大力宣传鸦片的危害,而到了后期,由于日本人相对成功的以价制量及避免未成瘾者成瘾,吸食者显著减少,加上总督府在其他方面的收入已经大增,因此台湾财政对鸦片的专卖的依赖也就跟着减少。殖民时期台湾鸦片的进口主要由三井物产与英商三美路商会(Samuel Samuel & Co., Ltd.)独揽。日本在向全球宣告会加速禁绝台湾鸦片后不久,总督府还在1929年1月颁布《改正鸦片令》,特许未登记的吸食者补领许可证[12]。这项法令颁布之后,意外地引起全台知识分子及上流社会的愤怒(令人意外的原因是抗议人士有不少有吸食许可;而且在不久之前,吸食鸦片仍是许多台湾高级社交场所的日常景象,日本警察一直会在这种社交场所找麻烦,以确保未成瘾者不会进入这种社交场所而染上毒瘾,台湾许多未成瘾者为了社交而欺骗总督府说有成瘾[13])。然而,连横却于1930年3月2日,在日本人御用报纸《台湾日日新报》上发表《新鸦片政策讴歌论》(坊间多称《鸦片有益论》)辩称鸦片有害亦有利,其中“台湾人之吸食鸦片,为勤劳也,非懒散也。……我先民之得尽力开垦,前茅后劲,再接再厉,以造成今日之基础者,非受鸦片之效乎?”之说,备受鸦片急禁派台湾仕绅的批评及抵制,被迫迁居中国,病逝上海[14]

欧洲的鸦片使用情况

鸦片在欧洲长期被当作传统药物使用,在古希腊时代的希波克拉底盖伦的著作中,记载了鸦片的疗效。

18、19世纪的欧美医学家仍普遍师从古希腊医生的看法,把鸦片当作医治百病的“万灵药”,取代西洋传统医学较为野蛮的杯吸法、放血疗法和医蛭法。由于当时医疗条件落后,而且对疾病成因亦不太清楚,因此当时医生的目标是抑制病痛,而非治愈疾病。在这种医治思想下,鸦片的麻醉与镇痛特性自然大有用武之地。

除了进口鸦片,英国医学协会还设立奖章推动国产鸦片的培育。英国政府一方面把吗啡含量为4%-6%的印度鸦片出口到中国,另一方面又进口吗啡含量高达10%-13%的土耳其鸦片用于本国制药业;英国人一方面视中国人因享乐而吸鸦片是“独特的东方习俗”,另一方面却以治病的名义毫无顾忌地把鸦片酊(Laudanum)灌进自己的身体。“纵观整个19世纪,鸦片在英国、西欧和美国被广泛使用,就像今天的阿士匹林(Aspirin)或扑热息痛(Paracetamol)一样。在1831-1895年间,英国国内鸦片消费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4%。”[15]

英国沼泽区的民众滥用鸦片的情况尤其严重,用以减轻农业劳动的单调与繁重,以及沼泽地气候引发的疟疾、热症、风湿、神经痛和肌肉痛。除此以外,当时英国民众也可轻易地从药剂师、杂货店、书店、甚至流动小贩,用廉价购买由鸦片配制成的“多弗粉”、“哥罗丁”(chlorodyne)之类的专卖药。在“鸦片无害”的假设下,当时的英国国民都“上瘾”这个副作用,当成解脱病痛的代价。此外,当时英国市场亦出售含鸦片成分的“婴儿保静剂”,为了减轻育儿的负担,英国贫民窟的母亲、保姆、甚至育婴堂都乐意对孩子喂食,可以想象当时服用“婴儿保静剂”的儿童通常肤色灰白、营养不良,陷于比他们的父母更悲惨的境遇。下流社会的妓女、酒鬼用鸦片鬼混、代替酒精;上流社会的贵族、学者用鸦片享乐、激发灵感;身为英国国王的乔治三世嗜食鸦片,导致疯狂,即位的乔治四世同样具有鸦片瘾[16]

维多利亚时代,几乎每个英国人都在他们生命的某一段时期服用过鸦片[17],服食鸦片就像喝酒抽烟一样是生活的一部分[18],可以想像当时鸦片在英伦三岛的泛滥程度。

即使有因鸦片中毒致命的事例,但当时英国也极少有医生愿意作证把死因归于鸦片,因为这会牵涉到他的同行,或者会令鸦片药制品的销量减少[19]。医生和药商支持对华鸦片贸易的言论,只不过是他们在对本国同行包庇纵容的延伸。

有鉴于鸦片在中国的泛滥,英国政府开始立法禁止将鸦片使用于非医疗用途。但直到19世纪末,随著特效新药的发明,以及对人类疾病成因的深入了解,欧美医学界才开始破除对“鸦片治百病”神话的迷信,其应用范围才得到限制。

1907年由神学博士文英兰主持的伦敦禁鸦片大会上,所有与会代表均认为英国应将印度与中国间及英帝国其他各地之鸦片贸易马上停止。伍连德在回忆录中写道:[20]“在这会议之前,我不知道英国人民对于政府的鸦片政策是这样地感到可耻。在我的演词中,我报告了海峡殖民地的贩毒情形,并强调英国政府必须想出其他增加税收之方法,不要再从烟田着想。会众报我以热烈的掌声……”

1909年2月,万国禁烟会英语International Opium Commission在上海外滩汇中饭店召开,来自中、美、英、法、德、俄、日、意、荷、葡、奥匈帝国、暹罗、波斯13个国家共41名代表,会议最终通过“九项决议案”。敦促各国政府采取必要之措施管制鸦片的生产和消费,“实开国际协作禁烟之端”。

1911年5月8日,中英再订《禁烟条约》十条及附件十条。

1911年12月1日,上海万国禁烟会13个国家中除了奥匈帝国拒绝参加外,12个国家在海牙召开国际鸦片会议英语First International Opium Conference,1911年1月23日通过《海牙鸦片公约》(INTERNATIONAL OPIUM CONVENTION SIGNED AT THE HAGUE)6章25条。规定熟鸦片、吗啡、海洛因、可卡因及其他衍生物的制造、贩卖、使用限于药用及正当之需。1914年6月25日,《海牙鸦片公约》正式生效。1925年2月19日,国际联盟鸦片咨询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会议,签署了修订后的《国际鸦片公约》。

参见

参考资料

  1. ^ Booth 1999, p. 122.
  2. ^ Opium use has fallen in the past century—except in America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包括一张世界各国鸦片吸食率比较图)
  3. ^ 《旧唐书》载:“乾封二年(667年)拂霖遣使献底也伽”。
  4. ^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的讨论(第一辑)》,三联书店,1965年,页67。
  5. ^ 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九十八云:“咸、同以后,烟禁已宽,各省种植罂粟者,连阡接畛,农家习为故常,官吏亦以倍利也,而听之。”
  6. ^ 来庆葆等:《鸦片与近代中国》,第4页。
  7. ^ 《领事麦华陀1872年度贸易报告》,见《上晦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玖第257页。
  8. ^ 《禁烟节录及来往照会》之《外务部致英使禁烟节略》,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教研室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59年,第444页。
  9. ^ 《禁烟节录及来往照会》之《外务部致英使照会》,《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第447-448页
  10. ^ 鸦片在中国泛滥成灾的历史真相. [2015-06-0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9-28).
  11. ^ 1874年《申报》广告:“由伦敦新到戒烟药莫啡散多箱,其药纯正而有力,故杜瘾之效较为速捷。”
  12. ^ (陈明道2003)
  13. ^ 参见戴宝村,《樟脑、鸦片与专卖制度产业文化展示资料调查》,页157-158。同一时代的中国,风气亦是如此,参见谢柏贤,〈晚清同光年间朝野的鸦片观(1874-1906年)〉(桃园: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9),页36-37。学者许宏彬对于日据时代人们看待鸦片的观念有独到的观察,可参见氏著,〈在记忆的边缘遇见阿片吸食者〉,收录于陈姃湲编著,《看不见的殖民边缘:日治台湾边缘史读本》(台北:玉山社,2012),页38-39。
  14. ^ 媚日成一生的污點 連橫《鴉片有益論》全文. 三立新闻网. 2014-11-19 [2019-09-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3-02) (中文(台湾)‎).
  15. ^ Martin Booth. Opium - A History. St. Martin's Griffin. 1999: 65. ISBN 0312206674.
  16. ^ Hibbert, Christopher. George IV(1762–1830).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7. ^ Martin Booth. Opium - A History. St. Martin's Griffin. 1999: 74. ISBN 0312206674.
  18. ^ Martin Booth. Opium - A History. St. Martin's Griffin. 1999: 79. ISBN 0312206674.
  19. ^ Martin Booth. Opium - A History. St. Martin's Griffin. 1999: 78-79. ISBN 0312206674.
  20. ^ 《鼠疫斗士 伍连德自述》(原作名: Plague Fighter: The Auth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译者: 程光胜 / 马学博 / 王丽凤(校)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1年3月版 ISBN 9787535576927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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