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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宗继皇后

高宗继皇后 那拉氏
大清皇后
前任:孝贤纯皇后富察氏
继任:孝淑睿皇后喜塔腊氏
Step Empress Ulanara.PNG
疑似继皇后那拉氏画像
(有学者认为此人并非继皇后)
那拉氏(有争议)[1]
位号侧福晋→娴→娴贵妃→娴皇贵妃皇后
徽号
旗籍满洲镶蓝旗
世居地/穆坤辉发乌拉(有争议)
院号西六宫翊坤宫
其他名号继皇后、高宗继后、那拉皇后
出生康熙五十七年二月初十日(1718年3月11日)
婚姻名分侧室→继室
逝世乾隆三十一年七月十四日(1766年8月19日)(48岁)
谥号
坟墓裕陵妃园寝纯惠皇贵妃园寝
亲属
父亲讷尔布
母亲郎佳氏
高宗纯皇帝弘历
夫之父世宗宪皇帝胤禛
夫之嫡母孝敬宪皇后乌拉那拉氏
夫之母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
夫之元配孝贤纯皇后富察氏
夫之侧室孝仪纯皇后魏佳氏
兄弟讷里
皇十二子多罗贝勒永璂
皇十三子永璟
皇五女
其他亲属侄 讷苏肯

清高宗继皇后(1718年3月11日-1766年8月19日),那拉氏,中国清朝女性皇族乾隆帝第二任皇后,满洲镶蓝旗人。

姓氏争议

由于史料记载不足的问题,继皇后的实际姓氏是一个具争议性的话题。现代大约分为“乌拉那拉氏”、“辉发那拉氏”和“那拉氏”。

乌拉那拉氏

清朝覆亡后,(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北洋政府设置清史馆并著作《清史稿》。清史稿里把继皇后的姓氏定为乌拉那拉氏。[2]唐邦治于清末民初所著的《清皇室四谱》亦称继皇后为乌拉那拉氏。故很多史学界的学家都误以为她的家族姓,甚至还有人附会她是孝敬宪皇后的族侄女。

但是,由于《清史稿》被匆忙刊印而没有经过修订,所以现代人都认为其具有多处错谬。[3]

辉发那拉氏

清朝官方在乾隆初年奉高宗之命编纂的《钦定八旗满洲通志》和《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里都记载继皇后父亲讷尔布为首任辉发国主王机砮的后代。[4]所以现在有人认为继皇后的姓氏,实为辉发那拉氏。由于《清史稿》和《清皇室四谱》都是民国之后才编定的,而且编定过程有很多问题,所以就可信度而言,《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资料比较可靠,可以推定继皇后应当是辉发那拉氏。[5]

那拉氏

有人说所谓的“辉发那拉”和“乌拉那拉”仅代表那拉氏的分支,而放在“那拉”前的两个字只是釐定该分支世居的地方。根据这个说法,“辉发那拉氏”是世居辉发地区的那拉氏人士,而“乌拉那拉氏”是世居乌拉地区的那拉氏人士,而这些人亦断定继皇后的哈拉其实只是“那拉”。[6]乾隆皇册封当时还是侧福晋的继皇后为娴妃时,册封诏书中便只称继皇后为那拉氏[7]

早期生涯

那拉氏于康熙五十七年二月初十日(1718年3月11日)出生。

按照清初惯例,外八旗选秀是在腊月中下旬举行的,雍正初年依然遵循此例,雍正十一年腊月原定要举行外八旗选秀,惟雍正帝下旨:“明年挑选女子,八旗内外满、蒙三品以上文武官员之女,如明年至十三岁者,一体入排备选。”自此,在春季举行外八旗选秀成为了惯例。在新制度下,佐领讷尔布之女那拉氏被指婚为宝亲王侧福晋

雍正十二年五月,奉旨赏宝亲王侧福晋之父那尔布染貂冬冠一顶等物,赏侧福晋之嫡母镶有两个珍珠的金耳坠三对等物。及后,由钦天监根据八字算日子,即所谓“择吉”,决定在十一月初八日正式娶进。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帝驾崩,遗诏立宝亲王弘历为储君,是为乾隆帝。九月二十四日,奉旨那拉氏侧福晋封为妃。同年十月二十九日,将位于花甲寺胡同的华嘉寺胡同舒库入官之宅邸一所共四十二间,赏给她的父亲讷尔布,档案可知她家原本住在河槽沿东。

名位晋升

那拉氏的潜邸资历只有九个月,纵有侧福晋身份,然与其他侍妾格格相差不大,对比起有子嗣的侍妾,那拉氏是比不上的。而论家族支撑,当时的大侧室福晋高氏的父亲高斌更是备受乾隆重用。

乾隆亦曾在旨意上对高斌说过:“汝女已封贵妃并令汝出旗,但此系私恩不可恃也。若能勉励,公忠为国,朕自然嘉奖。

因此,高氏之所以初封贵妃,确实有父荫支撑。

至于那拉氏,没有子嗣傍身,也没有像高氏一般的家族后盾作支撑,资历亦只有大约九个月,但乾隆一登基,就给那拉氏妃位,并赏赐官房予其父亲。目前只看见皇后富察氏娘家有获赏官房,另外就只有那拉氏了。可见那拉氏早在初年,便已受到皇帝相当的优眷和宠爱。

乾隆十三年七月,在宣布那拉氏为准皇后后,高宗又将油坊胡同的房子赏予那拉氏的家族。该官房为前巡抚常安入官之房屋。

乾隆二年十二月初四日,正式册封为娴妃;其封号“娴”在满语里翻译为“elehun”,意为“安和的、恬静的”。行册封礼时,19岁的那拉氏与24岁并已经生育了一个皇子的格格苏氏(封纯妃)同时被册封为妃。

乾隆十年(1745年)正月二十三日,诏封为娴贵妃,同年十一月十七日行娴贵妃册封礼。当时那拉氏只有27岁,尚无子嗣,然而却成了贵妃。像那拉氏这样没有子嗣和家世助力(例如贵妃高氏当年有父荫之故而封贵妃),又这般年轻,才27岁,却能封为贵妃,在清宫实在罕见。而排位方面,在各种文献中,如皇朝通典、太庙后殿告祭文等均记载,娴贵妃排在纯贵妃(纯妃苏氏晋封)之上。

而纯贵妃当时已32岁,生有二子(三阿哥当时虚岁已有11岁,六阿哥2岁),是当时皇宫内拥有最多皇子的嫔妃,本应母以子贵,地位最高,身份如此贵重但地位却在未曾有过生育的娴贵妃之下,可见乾隆对娴贵妃一直宠爱有加。

摄六宫事皇贵妃之尊

乾隆十三年(1748年)三月十一日,皇后富察氏病逝,中宫皇后的位子出现空缺;四月二十一日,乾隆帝到观德殿大行皇后梓宫前奠酒,皇贵妃等位则先行到东直门外的静安庄殡宫。翌日,乾隆帝才到该地临奠停灵在那里的哲悯皇贵妃等人。 七月十一日,皇贵妃内庭等位再一次前往雍和宫,翊坤宫永寿宫储秀宫等处各派首领太监或普通太监若干人跟随。由此可见,最晚在乾隆十三年四月二十二日,那拉氏已经被晋封为皇贵妃,只是尚未公之于众。

乾隆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孝贤皇后丧百日满。七月初一,乾隆帝突然颁诏宣布那拉氏为继后。诏中称这是皇太后的懿旨要求。但念及与故孝贤皇后之间的夫妻之情,且皇后27月丧期未满,因此参考明朝太祖年间孝慈高皇后马氏逝世后由李淑妃郭宁妃相继摄六宫事,以及本朝顺治帝册封董鄂妃皇贵妃等先例,先册封娴贵妃为皇贵妃;待孝贤皇后丧期满,再正式册立为皇后。

但立娴贵妃为后,其实是乾隆自己的决定。诏谕中所提到的太后懿旨,太后竟然称呼先帝雍正为“皇考”。只有皇帝自己称呼已故的父皇才会称“皇考”。因此,所谓的太后懿旨也是乾隆自己所拟写的。

另外,在后宫制度中,皇贵妃、贵妃、妃册封礼其实相同,但乾隆却要求娴贵妃的皇贵妃册封典礼要仿效顺治董鄂妃的皇贵妃册封典礼。

国朝顺治十三年册立皇贵妃,皇曾祖世祖章皇帝升殿命使,翌日颁诏天下,典至崇重。今应仿效前规,册命娴贵妃那拉氏为皇贵妃摄六宫事,于以整肃壶仪。

董鄂妃的皇贵妃册封典礼的程度,实际上与册立皇后无异,非常隆重。此外,乾隆更额外遣官祭告圜丘、方泽、太庙、奉先殿、社稷。让娴皇贵妃接受外邦使者礼物笺贺。承政院日记在乾隆十四年八月初五日记载“皇贵妃前礼物,一依皇后礼物数”。

爱屋及乌

十三年,乾隆帝更把娴皇贵妃一家以及其家族所管辖的那一支牛录全部抬至上三旗之一的正黄旗。

这样广泛的抬旗恩眷,除娴皇贵妃外,乾隆只为太后及后来生育众多的令皇贵妃做过,太后为皇帝生母,自然不在话下,令皇贵妃是当了近十年的皇贵妃,生育四子二女,作为妃嫔对皇家贡献功劳甚大。

在前朝,有鄂尔泰被卷入胡中藻案,牌位被撤出贤良祀,但因后来鄂尔泰儿子鄂容安战死,身后获乾隆厚待并亲自赐谥,所以鄂尔泰家族依然获眷顾,不致败落,孙女嫁皇五子。后来因鄂尔泰家中有两个儿子已战死,已无大员,另一儿子鄂弼获恩眷提拔,特赐大员副都统一职,让其门第不致败落。可见乾隆即使在发生胡中藻案后,乃念鄂尔泰儿子的功勋,依旧非常眷顾其家人。

而令皇贵妃虽劳苦功高,也是等到薨逝前三天,以一辈子的躹躬尽萃直到病危才让乾隆动容,故而格外加恩赐予这样的待遇冲喜。但这也只是半支牛录,规模只是正常牛录的一半。

反观娴皇贵妃,一当上皇贵妃,乾隆便马上把其家族的整支牛录,由下五旗抬入正黄旗。再看前朝,乾隆也曾对极受荣宠的宠臣李侍尧授予过同样的恩赐,让李侍尧家族及牛录一整支由下五旗抬至上三旗之一的镶黄旗汉军。对比乾隆对其他人的作风,足以见娴贵妃当时已宠冠后宫。若当时的娴贵妃不得宠,又没有生育皇嗣之功,单单只凭借这样平庸、于社稷无功、毫无轻重的家庭背景,要从乾隆皇帝那里得到这些额外殊宠,以及皇后凤位之尊,是绝不可能的。

乾隆曾表示曾经属意三阿哥,称“ 至三阿哥,朕先以为尚有可望。亦曾降旨于讷亲等。 ”生母纯贵妃拥有储君生母这高贵的身份,而且子嗣最盛,加上三阿哥又是次长子和已成年,纯贵妃无疑身份最贵重。而自雍正朝开始,已不像康熙朝那样讲究出身。雍正朝以后最为讲究母凭子贵。故纯贵妃就本身条件而言是优势很大。再者,如果乾隆对纯贵妃真有很深的宠爱之情,双重优势之下,立为皇后可谓必然。

十三年纯贵妃尚有六阿哥5岁;嘉贵妃有四阿哥9岁、八阿哥1岁;愉妃有五阿哥7岁,个个母凭子贵,客观条件绝对胜过无子的娴贵妃。但乾隆仍然选择已31岁、生育能力偏低的娴贵妃为皇后。成为皇后之后更是接连高龄生育, 证明乾隆当时心中一直渴望与皇后那拉氏生育嫡子,不太想让其他皇子成为继承人。[来源请求]可见对皇后那拉氏非常偏爱。

七月三十日,皇贵妃娘家由镶蓝旗抬入上三旗中的正黄旗。那拉氏是清朝里第一位出身于下五旗的皇后。

不顾天下舆论,国家出现危局,仍执意大办庆典

乾隆十三年,可谓乾隆皇帝执政生涯中的“滑铁卢”。

自十二年起便已开始进行的第一次金川战役,到十三年时,几乎将乾隆皇帝推向谷底。

先在十二年除夕,七阿哥永琮突然夭折。在封建迷信的古代,这样的事情对乾隆声望造成极大的打击。当时一位在京担任钦天监监正的斯洛文尼亚传教士刘松龄曾在私下信件中写道:“ 皇帝还丧失了正宫皇后为他生的一个儿子,这是上帝的要求!这还不够,因为他们有不少儿子,都是跟妃子生的。尤其使皇帝感到恐惧和难受的是它发生的时间,第二天就是中国的大年初一,这对中国人是特别糟糕的事情。如果这天死了孩子,这家长肯定是一个受到诅咒的人。[8]

三个月后又遇孝贤皇后崩逝,同时金川之战更频频传来败讯,其后国内甚至出现骚动,民怨四起。

于同治年间来华的法国传教士费赖之也曾提及:“征苗之役劳师无功,【全国怨愤】。若使中部诸省亦有叛乱,【时人咸信清朝必亡。】”[9]

第一次金川战争之时,一位在四川的德国传教士 李安德在日记中记录了当时四川的乱况:“一些士兵被金川人砍成肉泥,一些士兵饥寒交迫成了残废,一些士兵为逃避敌军追击纵身跳下悬崖,许多将校在绝望中上吊自杀。冻疮严重削弱了清军的战斗力。【清军阵亡士兵的遗孀在官府没有发给她们抚恤款项的情况下,到成都地方官的衙门门前示威抗议。】在这种糟糕的形势下,谣言四起,【甚至谣传乾隆帝已经驾崩。】”[10]

第一次金川战争共花费了近二千万两,而在乾隆十三年当年的全年国库收入仅有二千七百四十多万两,战争耗费相当于全年国库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上。但战争不但败讯频频,弄致全民愤怨,谣言更是满天飞,几乎将乾隆皇帝逼向绝路。

虽然最后得胜,但其实是“惨胜”,清廷不仅没有任何收获,更大伤元气,以及使乾隆的民望跌至谷底。乾隆自即位至十三年,行了多年的仁政,艰难积蓄的民望,一年间尽毁。

面对如此难关,乾隆皇帝依然举行庆典。但战争是惨胜收场,乾隆仍执意大办庆典,无疑对自己本已陷低谷的民望雪上加霜。

在京担任钦天监监正的斯洛文尼亚传教士刘松龄在私下信件中继续写道:“ 军队伤亡惨重,满洲人真丢了面子。他们的军事能力已经落下去了,他们的胆子也落下去了⋯⋯虽然满洲人在全国丢了面子,皇帝还把它当作一个大的胜利来庆祝,比法国打败比利时更大的庆祝。不过虽做了样子,【全国还是在笑皇帝】⋯⋯现在事情全部过去了。但我看不出这些满洲人还能有多长时间来控制中国?满洲人的力量已经弱了,从几个地方能够看得出来,这一次打仗就看得更清楚了。”[11]

可见当时危机之大。百姓不满皇帝的情绪高涨,而清朝当时的军事能力之低更是败露得人尽皆知,已然是大厦倾颓之险象。正如传教费赖之所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叛乱扩散至中部地区,清朝必亡。

但乾隆皇帝仍执意举行庆典,而刘松龄所指的【比法国打败比利时更大的庆祝】就是乾隆十四年,就册立摄六宫事皇贵妃及金川大捷,为皇太后上徽号而举行的庆贺大典。

特别的是,该次上徽号的庆贺大典,是乾隆有意拖延一个月,不在三月金川凯旋、众师回朝之后举行,而是特意到四月行摄六宫事皇贵妃册立礼翌日进行。(对比第二次金川战争凯旋,为太后加徽庆贺也是在凯旋之后几日内举行。)

而颁诏天下的谕旨中,也是先提及册立皇贵妃摄六宫事,然后才提及金川凯旋,可见为太后加徽的原因是以册立娴皇贵妃为主,金川之胜为次,让娴皇贵妃也可享有为皇太后加徽号的极高尊荣。

正如《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记载:

十四年册立摄六宫事皇贵妃,是年金川平定,加上崇庆慈宣皇太后徽号曰:“崇庆慈宣康惠皇太后”。礼部奏:四月初六日册封摄六宫事皇贵妃,次日应御殿受贺,又,廷臣奏:金川平定,请皇上御殿受贺。

《皇朝文献通考》卷一百三十二亦有记载:

“ 凡恭上皇太后尊号、徽号之礼,遇【国有大庆】,加晋鸿称,则有尊崇之仪。均先期敕所司备仪物制册宝,既诹吉分遣官祗告【天、地、太庙后殿、奉先殿、社稷】。”

国有大庆才会为太后加徽号,而娴皇贵妃只是皇贵妃,便获赐这样的荣耀。

更是乾隆皇帝自己在最艰难的时候,不顾天下舆论,仍然特意在娴皇贵妃册封翌日举行。

那一年时局民心如此不稳,老百姓民怨沸腾,有地方甚至出现骚动,例如乾隆十四年的谕旨中也有提及当时情况恶劣:“ 其实此番用兵,不独川陕疲敝,【即各省亦不免于骚动】。直隶、河南、山西,大兵经过,【支应固属浩繁】。至兵所不及,如江、浙,米价昂贵,亦由川米不到。何况川、陕,频年供亿。”第一次金川战役发生在天府之国四川,全国都对四川的粮食有所依赖。该次战争的庞大消耗导致四川米无法供应各地,各地米价因而上涨,甚至各地还要额外为金川士兵供应,再加上伤亡之重,致使各省都有民愤,四川当地更是怨声载道。

但在民心未能挽回的情况下,乾隆皇帝仍然颁诏天下,举办这样的盛典,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可是,乾隆甚至特意安排在娴皇贵妃册封翌日举行。庆贺名义更是以册立娴皇贵妃为先。

惹朝鲜君臣嘲讽,乾隆背负骂名

除了天下舆论不利之外,乾隆在元配孝贤皇后丧期期间颁诏天下册立皇贵妃的举措更惹来朝鲜君臣的不屑和嘲讽。

乾隆皇帝在诏书中说:“朕以二十余年伉俪之情,恩深谊挚。遽行册立,于心实所不忍。即过二十七月,于心犹以为速。”解释说自己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不忍心在孝贤皇后死后就马上册立新皇后,但有太后之命,无奈之下就先册立那拉氏为摄六宫事皇贵妃。

但此消息让朝鲜君臣听闻之后,李朝君臣上下的反应都一致地非常质疑。

朝鲜承政院日记有载:

(李朝英祖大王)上曰:“彼人亦有廉耻?皇后死后,不忍直为册立,但称摄六宫事云。渠则自以为情至义深矣!然既称摄六宫事,则名虽不曰皇后,隐然在皇后位之意,不言可知矣。”

上曰:“贺笺受之,此半皇后矣。”

昌明曰:“康熙之时,无此举措。以其事观之,则降杀可知矣。”

李朝英祖大王讽刺乾隆帝“自以为情至义深”,认为乾隆举出因为孝贤皇后刚去世,不忍心在其身后马上册立那拉氏的理由十分牵强,觉得乾隆帝只是在自欺欺人,以为这样就不算是对元配皇后凉薄。

而臣下则指乾隆此举是自康熙以来没有过的。

康熙册立继后孝昭仁皇后之时,也是在元配孝诚仁皇后27个月丧期之后。

乾隆在孝贤皇后死后仅百日就宣告全天下将以娴贵妃为新皇后的决定。到了册立娴皇贵妃之时,孝贤皇后丧期也仅仅只是过了一年而已。纵然乾隆已有借口说是太后之命,也强调与孝贤皇后感情至深,但依旧惹人非议。

丧期不能作乐娱乐,但乾隆则为娴皇贵妃大办庆典。李朝君臣认为此举是乾隆道德败坏的表现。

忧郁的乾隆十三年

再者,乾隆皇帝在十三年、十四年这两年心情都明显颇为低落忧郁, 乾隆十三年十二月辛卯谕中有说:

“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计料所及者。乃自去年除夕,今年三月,迭遭变故。而金川用兵,遂有讷亲、张广泗两人之案,辗转乖谬,至不可解免。【实为大不称心。】”

十二年除夕子丧,已为不祥,到十三年三月又添孝贤皇后崩逝;金川战事大挫乾隆声望、民怨沸腾,国家出现危局;两个曾经的亲信(讷亲和张广泗)如此令乾隆大失所望,走到下令诛杀的地步,乾隆自己也在前朝顿失所靠。

乾隆在册立皇贵妃和金川凯旋庆典当日,也写诗表示“六宫从此添新庆,翻惹无端意惘然[12]。纵有新庆,但过往一年的挫败、危局、君臣人事突变,在乾隆心里留下的旧伤依然难以平复。

乾隆皇帝在十四年正月初三的谕旨中,也有表达因金川之役而感懊悔:“ 又谕:今日阅班第所奏川省夫马钱粮拮据之状。及舒赫德所奏直隶、山、陕一带地方情形。【朕心深为追悔。不知上年何以办理至此。岂非前谕所谓命运使然者耶。】”

乾隆甚至感叹命运使然。由此可见,乾隆十三年金川之役,以及后来因为此次用兵而在乾隆生命引发的种种变故,对乾隆内心打击甚大。

但即使自己情绪再低落,危局未平,乾隆仍坚持大肆庆贺,特意借金川战事落幕的名义,让娴皇贵妃也可享有为太后加徽号的极高荣誉,颁布全天下的诏书中庆贺之名更是以册立娴皇贵妃为先,金川战事为次。

这是原定典礼中没有的,为太后加徽是册立皇后才配拥有,任何妃嫔都是没有资格的。

当时的乾隆皇帝在孝贤皇后丧期备受礼节制肘,以致未能马上立娴皇贵妃为皇后,但可见乾隆是尽可能让娴皇贵妃享受皇后级别的荣耀和待遇,对娴皇贵妃的待遇更是一再加厚,甚至减薄其他妃嫔的待遇,如取消公主、福晋、命妇向嘉贵妃行礼的环节,让娴皇贵妃可以独尊,可见乾隆对娴皇贵妃的确非常钟爱。

纵观清朝,因册封妃嫔而为太后加徽号的例子,只有顺治的董鄂皇贵妃和乾隆的娴皇贵妃。

破格待遇

乾隆让娴皇贵妃享有极为逾制的规格。

乾隆十三年七月颁布的谕旨当中说:

“寻议,恭查皇贵妃册封大典。【王妃命妇行礼,已有成例。惟贵妃行礼之处,外廷无案可稽。】

但皇贵妃摄行六宫事,二十七月后即正位中宫,既统理内政,体制自宜尊崇。【贵妃亦应一体行礼。】

原本会典规定,皇贵妃不是皇后,其他妃嫔毋须对皇贵妃行任何礼仪,也没有这样的先例。

一般而言,由福晋、命妇行礼即可。

而正常来说,应该待正位中宫后,有了皇后身份才有资格接受妃嫔行礼,方为名正言顺。

但乾隆皇帝特意违制破格,除了福晋、命妇外,让贵妃、妃、嫔等主位也向娴皇贵妃行礼。

另外,本来礼部也参照乾隆二年的例子,让同日获得册封为贵妃的嘉贵妃金氏也接受福晋、命妇行礼。

嘉贵妃金氏当时已生育了三个皇子,生育功劳最高,是当时宫中生育最多皇子的嫔妃;年纪比娴皇贵妃还要大五年,资历也比娴皇贵妃深;家中父亲三保自雍正朝至乾隆初年更是一直担任监督盐政、管理关税、钞关的重点岗位(《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备受康熙皇帝重用,其重用之处也就是江南织造、管理钞关、两淮盐政等职务),连家世背景也要比娴皇贵妃优秀很多,甚至早在乾隆二年册封嘉嫔时,册文已经说嘉嫔金氏“早毓名门”,本应非常矜贵。

反观娴皇贵妃父亲是一名佐领,但早在皇贵妃早年参加选秀女的时候已退任,到册立皇贵妃时,娴皇贵妃兄长也已离逝,由皇贵妃侄子承袭了佐领一职。佐领为四品,职责是管理区内数百户旗人的户口、工作、收入以及公益事业,包括选秀女等等的区内事务行政工作,完全谈不上受重用。[13]与此同时,娴皇贵妃家族之前一直都只是下五旗人。

然而,当乾隆收到礼部让嘉贵妃与娴皇贵妃一同接受公主、福晋、命妇行礼的提议时,乾隆不能赞同,给出的理由是嘉贵妃并非“初封即系贵妃者”,而是“由妃晋封者”,仪节较当略减,以及认为皇贵妃及嘉贵妃同日受封,假若公主、王妃、命妇对两者所行之礼略无分别,这于礼制上不适宜。

因此,乾隆下令取消了嘉贵妃接受公主、王妃、命妇行礼的环节,嘉贵妃的册封礼仪只需按照乾隆十年纯妃封纯贵妃之例,寻常册封礼即可,让嘉贵妃与其余妃嫔无异,并将此载入会典。[14]公主、王妃、命妇只须要在娴皇贵妃前行礼。而之前也下令嘉贵妃、纯贵妃等妃嫔主位也要向娴皇贵妃行礼,以突显娴皇贵妃的尊贵。

乾隆十三年最初原定的典礼中,娴皇贵妃册封只须告祭【太庙、奉先殿】。到十四年实际执行时,却告祭了【太庙、奉先殿、天、地,及社稷】。

原定没有为太后加徽,十四年实际执行时却增加太后加徽的荣耀。

荣登后位,帝后出巡庆游

乾隆十四年(1749年),乾隆帝下令将娴皇贵妃仪仗内的车舆,由金黄色改用明黄色。清制,明黄色为帝后方可使用的色彩,皇贵妃那拉氏因而成为后宫中唯一能使用明黄仪仗的内庭主位,等同于皇后的规格;增加皇贵妃仪仗27件,仅比之前的皇后仪仗少一件。改皇后仪仗为“仪驾”,增做30件。到第二年那拉氏成为皇后时,她的仪驾已经到了空前的规格。同年三月初六日,首领文旦交御笔黄绢“懋端壸教”匾文一张,安设在翊坤宫后殿明间北墙上,亦赐予御笔红绢“德茂椒涂绵福履,教敷兰掖集嘉祥”对联一副;以上都是用于形容皇后职责的匾额。

乾隆十四年四月初五日(1749年5月20日),乾隆帝正式下旨册封那拉氏为摄六宫事皇贵妃;四月六日,嫔妃、命妇交泰殿内向娴皇贵妃那拉氏行六肃三跪三叩礼。“六肃三跪三叩礼”是只有帝后才能享有的礼仪。四月九日,以册立皇贵妃并加上皇太后徽号礼成,诏告天下,王公大臣及属国都需进笺庆贺。可见那拉氏作为大清国的准皇后,在后宫中已经享有皇后规格的待遇,乾隆十五年(1750年)正月,部分内廷档案中已经称皇贵妃为皇后;同年二月初十日,娴皇贵妃的千秋赏银亦照皇后份例;六月十一日,孝贤纯皇后富察氏二十七月丧期满。七月初十日,乾隆帝正式下诏册立娴皇贵妃皇后,并于八月初二日举行立后大典,在恩诏中宣布停秋决。不久,乾隆帝以“恭承慈命,继册中宫。庆典既成,礼宜躬率皇后,祗谒先陵。以展孝忱,以资福佑”为由,“于八月十七日自京师启程。恭诣景陵行礼。旋由海子、西至泰陵行礼毕。取道保阳。巡幸豫省。”率皇后奉皇太后西巡祭祖。十一月初三,帝后一行人回京。

而乾隆在册立孝贤皇后时,也没有这样大的兴致出巡远游;在册立继皇后仅仅十多天之后便进行西巡,并且外游了三个月,估计是早在册立前便安排好之后的活动。从乾隆因为册立继后而如此雀跃喜悦的反应,可见乾隆当时对继后有很深的宠爱之情。

次年二月,那拉氏又随同皇帝南巡。八月,皇后随驾往木兰秋狝,并于途中怀孕。

乾隆十七年(1752年)四月二十五日寅时,皇后那拉氏生下皇十二子永璂。“璂”,是皮弁里缝合处镶嵌的玉饰,按照明清服制,只有天子皮冠才能饰十二璂。乾隆十八年(1753年)六月二十三日寅时,皇后生皇五女。乾隆十九年闰四月二十四日,员外郎西宁来说,太监胡世杰交东珠荷包豆一副,高宗命人将此物送予身处圆明园的皇后;五月,乾隆帝与皇后那拉氏去了一趟皇后祖籍辉发古城(今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并在这里留下了几篇诗作。

乾隆二十年(1755年)四月二十二日酉时,皇五女夭折;六月十六日,太监胡世杰给予皇后那拉氏年例西瓜灯一对,事后不需像其他妃嫔般用宝盖交回西瓜灯。乾隆二十年(1755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卯时,生皇十三子永璟;十二月二十八日,催总管李文照将绢画两张持进翊坤宫内张贴。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四月二十七日,高宗特命总管方刚为刚出生的翊坤宫阿哥(即永璟)的床上铺凉席一块。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三月,那拉氏的生母郎佳氏去世;七月二十四日子时,皇十三子永璟夭折。此后,那拉氏似乎醉心于佛法之中,她曾在崇庆皇太后七旬大庆时,往寿康宫送进御笔贝叶长生汉字金字无量寿佛经一套。期间,那拉氏位下曾有两位学规距女子,拜尔葛斯氏被封为伊贵人,和卓氏则被封为和贵人。那拉氏与伊贵人关系较为密切,两人常在《穿戴档》中被乾隆帝要求做些女红,如荷包、火燫之类的小物品。乾隆帝更在册文中称赞曾受皇后教导的拜尔噶斯氏为“六宫雅范”。

据雍和宫档案记载,乾隆二十九年二月,皇后那拉氏千秋诞月,分派喇嘛一百八名,在雍和宫大殿念无量寿佛经九日;正寿一日,派喇嘛五百名在雍和宫唪念,供饽饽桌三张,共用银四十七两六钱六分九毫。

突然失宠

乾隆三十年正月,皇后那拉氏陪乾隆帝进行了第四次南巡。这次南巡成了继皇后命运的转捩点,南巡前期一切都很正常,途中皇帝还为她庆祝四十八岁千秋;闰二月十八日,他们来到杭州,在风景秀丽的“蕉石鸣琴”(今属西湖国宾馆范围内)进早膳时,皇帝还赏赐给皇后攒盘肉一品,但到了当天中午进晚膳时,皇后那拉氏没有露面,陪着乾隆帝进晚膳的只有当时还是令贵妃的魏佳氏、庆妃陆氏、以及容嫔和卓氏。膳底档上“皇后”二字已被用纸糊上,换以“令贵妃”三字。由此可见,最晚在晚膳准备好了的时候,还没有人发现那拉氏断髪。

综合现存的史料,在当日皇后的行为突然一反常态,在皇太后前不能恪尽孝道。在晚膳前,皇后先行遣去宫女三人,断发时是孤身一人的,无论是乾隆帝,还是近侍的宫女,均未察觉到有任何先兆。乾隆帝下令养心殿当差总管潘凤将皇后所拥有的物什查明封贮,并谕令王成查看那拉氏在圆明园的住处、净房,查看有没有“邪道踪迹”,虽怀疑皇后她“平日恨我必深”,但还是认为她是被人下了降头才有此举动。

当天,乾隆帝派额驸福隆安由水路遣送皇后进宫,并要那拉氏在翊坤宫后殿养病,不许见一人。乾隆帝令福隆安日行两站加紧回京,沿路马匹纤夫都必须准备充足;闰二月二十一日,乾隆帝的态度有所软化,令福隆安“酌情行进,无需过急”,回程途中还让地方官员筹备接驾,并且查看沿途水路河道情况等事宜。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有录入乾隆三十年三月初五日,山东巡抚崔应阶奏报皇后御舟已过八闸及委员扈从缘由折。该奏折称三月初三日皇后御舟才刚抵达山东省台庄境,大臣李弘镇和鲜逊率同司道敬谨地扈从皇后御舟经过八闸。山东巡抚崔应阶暂在韩庄将留东各棚马驼,分拨至徐家渡交收后,即赴江苏省恭迎乾隆帝御舟。由此可见,宫廷档案中皇后到达北京的日期曾被高宗下旨改为闰二月二十八日。

三月二十三日,乾隆帝下了一道嘉奖皇后侄子讷苏肯的谕旨,惟同一日乾隆帝又谕令福隆安务必于入京前,等候英廉传旨。乾隆帝谕令阿哥、公主、福晋前来听取他对此事的后续处理,又令当着他们及皇后的面前将涉及此事的三位宫女责打六十大板,又将翊坤宫中官女子太监悉数遣散,另挑老实的女子两位及太监十位侍候。

四月二十一日乾隆帝回京,进驻圆明园。五月初二日,侍郎阿永阿因力谏不可废后而被贬往新疆;五月十四日,收缴四份册宝夹纸,并且裁减她位下的部分佣人,但尚未褫夺皇后位号。七月时,那拉氏位下只剩两名宫女;按清宫制度,只有位分最低微的答应才只有两名宫女。

乾隆帝对此事的态度突然转变,有可能是总管太监王成涿州接驾时所呈上的一道折子。高宗将那拉氏断发之故归咎于被人施以邪术,但他不是很确定,便谕令王成看着阿哥们念惩罚那拉氏的旨意时,那拉氏是“怎么听、做何光景”,要王成一一记下并奏上。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正月初八日的内务府满文奏折显示,已怀孕的皇贵妃魏氏接替被幽禁翊坤宫后殿的皇后那拉氏,办理上元令节内庭主位的饽饽桌张以及诣居圆明园事宜;六月初七日,皇后娘家拨回原旗,并且被削去两个世管佐领。不久,讷苏肯著为三等侍卫,交乌什大臣差遣;七月十四日,皇后那拉氏默默离开人世,终年四十九岁。乾隆帝命那拉氏的丧葬仪式下降一级,即等同依照皇贵妃之例举行;九月二十八日葬入裕陵妃园寝。

千古疑团

据说那拉氏忽然自行剪发,在满族的习俗里头这是最忌讳的。只在皇太后、皇帝驾崩时,皇后才可以剪发。当时的皇太后、皇帝都还健在,皇后却突然剪发,无疑是在诅咒他们一样。在当时引出一些传闻,说皇后随驾南巡,触犯龙颜,只得削发为尼,出家到杭州寺庵之中。

在《东华续录》乾隆朝卷二十二中的一道谕旨中说“皇后自册立以来尚无失德,去年春,朕恭奉皇太后巡幸江浙,正承欢洽庆之时,皇后性忽改常,于皇太后前不能恪守孝道。比至杭州,则举动尤乖正理,迹类疯迷。因令先其回京,在宫调摄。经今一载有余,病势日剧,遂尔庵逝。此实皇后福分浅薄,不能仰承圣母慈眷,长受朕恩礼所致。若论其行事乖违,即予以废黜,亦理所当然,朕仍存其位号,已为格外优容。但饰终典礼不便复循孝贤皇后大事办理。所有丧仪只可照皇贵妃例行。”

乾隆帝在木兰围场打猎时,听到皇后病故的消息,只命其子永璂回宫。当时,正担任御史李玉鸣上疏请示依皇后礼举丧,结果竟被谪伊犁

十二年后,又有一个名叫金从善的书生,上书乾隆皇帝,谈到立后之事。乾隆还为此发怒道,那拉氏本是朕即位前的侧福晋。朕即位后,因孝贤皇后病逝,她才循序由皇贵妃又立为皇后。后来她自犯过失,朕对她一直优容。国俗最忌剪发,她却悍然不顾,朕仍然忍隐,不行废斥。她病死后,也只是减其仪等,并未削去皇后名号。朕处理此事已经仁至义尽,况且从此未再立皇后。金从善竟想让朕下诏罪己,朕有何罪应当自责?他又提出让朕立皇后。朕如今已经六十八岁,岂有再册立中宫皇后的道理!因此将金从善处斩,从此之后无人再敢提及继皇后的事[15]

丧葬礼仪

实际上,皇后那拉氏的丧葬礼仪也没有按照皇贵妃的标准执行。按照皇贵妃的丧仪规定,每日应有大臣公主命妇齐集举哀、行礼一项,惟在皇后那拉氏的丧事中均被取消。

根据大清会典的记载,皇贵妃棺木应用梓木,漆饰35道,抬棺夫96人。从内务府记载的档案中看,皇后那拉氏所用的棺为杉木制,抬棺夫64人,仅为嫔等级而已,并葬于纯惠皇贵妃园寝内。

另外,清制:凡妃、贵妃、皇贵妃死后都设神牌,供放在园寝享殿内,祭礼时在殿内举行,而贵人常在答应则不设神牌。祭祀时,把供品桌抬到宝顶前的月台上,皇后那拉氏既不设神牌,死后也无祭享,入葬以后也只字不提。根据内务府档案记载,整个丧事仅用银二百两七钱九分四厘,还不如一个低级朝廷官员。甚至,皇后那拉氏没有被赐谥号,以至于现在的人只能用继后二字称呼她。

公元1929年12月,纯惠皇贵妃园寝发现被盗,逊帝溥仪派载泽、载瀛等人赴清东陵处理纯惠皇贵妃地宫被盗事宜。学者徐广源所著的《清皇陵地宫亲探记》记载,在公元1981年11月,诸位学者在开启和探视纯惠皇贵妃地宫时,发现纯惠皇贵妃内棺里有二个头颅骨和一堆遗骨,已无法分辨是属于何人。

家族


继皇后至少有一个长姐在康熙年间嫁给了已革奉恩辅国公宗室富增;[16]哥哥讷礼的女儿则嫁给了告退奉恩将军宗室色克。[17]

影视作品

  • 电影
年份 剧名 演员 剧中姓名
2017 画框里的女人 范冰冰 乌拉那拉氏
  • 电视剧
年份 剧名 演员 剧中姓名
1998 还珠格格 戴春荣 乌拉那拉氏
1999 还珠格格 第二部 戴春荣 乌拉那拉氏
2003 还珠格格 第三部 姜黎黎 乌拉那拉氏
2004 铁齿铜牙纪晓岚 3 许晓丹 那拉‧庆儿
2011 新还珠格格 邓萃雯 乌拉那拉氏
2014 宫锁连城 杨明娜 乌拉那拉氏
2012 后宫甄嬛传 张妍 乌拉那拉‧青樱
2018 延禧攻略 佘诗曼 辉发那拉‧淑慎
2018 如懿传 周迅 乌拉那拉‧青樱(如懿)

资料来源

文献

参考

  1. ^ 继皇后之姓氏争议,以三个姓氏为主流:辉发那拉氏乌拉那拉氏和那拉氏。
  2. ^ 张、吴 1928: "皇后,乌喇那拉氏,佐领那尔布女。"
  3. ^ 庄吉发. 清史館與清史稿: 清史館未刊紀志表傳的纂修及其史料價值 (PDF). 国立故宫博物院. 《清史稿》汇集了大批的史料,将清朝历史的轮廓,公开向世人亮相。《清史稿》出版后,流传甚广,久为中外学术界广泛研究利用。《清史稿》谬误百出,是不争的事实,长久以来,多将《清史稿》的疏漏舛讹等缺点归咎于《清史稿》的仓卒成书,未遑审订。
  4. ^ 弘昼等 2002,第313页:“莽科,镶蓝旗人,王机砮之孙也。世居辉发地方。国初率兄弟及同里人等来归,编佐领使统之。曾孙……那尔布,原任佐领。元孙……讷理,俱原任佐领……”;
    鄂尔泰等 1985,第177页:“镶蓝旗满洲第三参领第一佐领系国初以辉发地方来归人丁编立,始以莽库管理……那尔布管理。那尔布因病辞退,以其子讷礼管理。讷礼故,以其子讷苏肯管理。现改为公中佐领……;
    《清实录》乾隆十五年庚午八月丙戌条:“皇后之父那尔布、追封为一等公。遣官致祭。造坟立碑如例。妻封为公妻一品夫人。以其孙纳苏肯袭一等侯。”
  5. ^ Lee, Zoey. 【有雷】周迅、范冰冰、佘詩曼都演過乾隆繼皇后!從《如懿》《延禧》解開烏拉(輝發)那拉氏的歷史爭議之謎. 时尚芭莎. 2018-10-15 [2019-12-10]. 由于《清史稿》和《清皇室四谱》都是民国之后才编定的,而且编定过程有很多问题,所以就可信度而言,《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资料比较可靠,可以推定继皇后应当是辉发那拉氏。
  6. ^ 锺 2018: 那拉氏是满清八大姓之一,支系繁多,乌拉那拉、辉发那拉、叶赫那拉、哈达那拉都属那拉氏的分支。而所谓分支,即地域之分,也就是说,“那拉”才是真正姓氏,而前面的“乌拉”、“辉发”等则是地域上的区分。因此,这位乾隆继后,无论是来自“乌拉”地区还是“辉发”地区,都不影响她被称作“那拉氏”。)
  7. ^ 乾隆二年十二月上4日. 高宗纯皇帝实录: 939-2 (中文(繁体)). ...册封庶妃那拉氏为娴妃...
  8. ^ 高王凌: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
  9. ^ 高王凌: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
  10. ^ 高王凌: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
  11. ^ 高王凌: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
  12. ^ 金川纳降奏凯,悉由圣母慈训,既敬上徽称以崇巨典,并遵懿旨册封摄六宫事皇贵妃。庆礼既成,回忆往事,辄益惘然。 番服徕柔奏凯旋,更欣春雨遍公田。 深叨慈训遐荒定,敬奉鸿称巨典传。 和众安民常切切,持盈保泰益乾乾。 六宫此日添新庆,翻惹无端意惘然。
  13. ^ 红小豆馆主,《《延禧攻略》,剧说清宫史,我只吐槽100个点(十一)》
  14. ^ 谕:礼部所进册封皇贵妃摄六宫事,及晋封贵妃仪注。内称公主王妃命妇,俱诣皇贵妃、贵妃宫行礼等语。从前皇考时,册封敦肃皇贵妃为贵妃,公主王妃命妇等俱曾行礼。乾隆二年,册封慧贤皇贵妃为贵妃,亦照例行礼。其乾隆十年,今皇贵妃及纯贵妃晋封贵妃时,则未经行礼。朕意初封即系贵妃者,公主王妃命妇,自应加敬行礼。若由妃晋封者,仪节较当酌减。此一定之差等。且今皇贵妃及嘉贵妃同日受封,而公主王妃命妇,行礼略无分别,则于仪制亦未允协。嘉贵妃前著照纯贵妃之例,不必行礼。将此载入会典。
  15. ^ 《古稀天子乾隆》刘潞
  16. ^ 《愛新覺羅宗譜》6冊乙二第3012頁.
  17. ^ 《愛新覺羅宗譜》14册丁二第7348頁.
前任:
孝贤纯皇后富察氏
清朝继皇后生卒年份
1718年-1766年
(册封期间:1750年-1766年)
继任:
孝淑睿皇后喜塔腊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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