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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经济

清朝经济是沿袭自明代的封建小农经济清兵入关康乾时期,国家政治逐步安定,经济发达,人口大增——乾隆时期已达三亿,相对使粮食作物的产量需要更加提升。清政府采取开垦荒地、移民边区及推广新作物以提高生产量。由于国内与国外的贸易提升,经济农业也相对发达[参 1]手工业方面改工匠的徭役制为代税役制。传统手工业以纺织和瓷器业为重,棉织业超越丝织业,瓷器以珐琅画在瓷胎上,江西景德镇为瓷器中心。清朝商业发达,分成十大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支配中国的金融业,闽商、潮商掌握海外贸易[参 2]。清朝初期曾实施海禁政策,直到平定明郑统治台湾后宣布展界开海,沿海贸易才稍为活络,货币方面采银铜双本位制。康熙晚期为防止民变,推行禁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工商业的发展[参 3]

嘉道中衰以后,外部世界巨变。在道光年间发生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亦是中国经济政治格局开始产生本质变化的时代。面对现代化工业化西方列强的威胁,清政府试图通过洋务运动,发展现代工业,重振国家经济。虽未成功,却也成为中国工业化的肇始。

各类产业

农业

湖广地区的中心洞庭湖于明清时期的围垦区

与中国历朝历代社会类似,农业是清朝社会的重点,尤其是清朝人口为中国封建社会之最的情况下。鸦片战争前,来源于农业的田赋,亦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1]

土地制度

可耕地是农业的根本。清代的土地仍可分为官田和民田两大类。清朝入关后,1644年顺治帝颁布圈地令[参 4]。有主与无主地被满人圈占,统称“官庄”。大量农民不得不弃家逃亡,或者沦为新主人的奴仆。圈地主要执行三次,以北京附近的顺天、保定、永平、河间四府最为突出,直到1685年康熙帝宣布废止而终。至于全国其他原明朝皇室或地主的土地,清廷称其为“更名田”,分配给无地农民使用,或是被新地主霸占。据统计,这种土地的总数不下二十多万顷[参 5]。清代也拥有不少屯田,屯区多在新疆等边疆地带。清帝推行了令民垦荒的政策[参 6]。使得华北、华中地区先后着令准垦,一些边疆如新疆、青海、海南、台湾等省于清朝中叶先后实行开垦政策,而东北地区直到清朝后期才准许大量汉人前往开垦[参 7]

水利设施

清初,在康熙时期进行的多项水利兴修。明末清初,黄河淮河下游堵塞,京杭大运河也受阻塞。康熙帝时大力修治黄河,任靳辅河道总督,采用疏导和筑堤的办法将黄、淮故道逐渐修复,使这一带的农业生产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减少了水患的威胁。1713年康熙帝成功修浚位于北京的永定河,使旧河两岸的“斥卤”变为膏腴良田。另外,雍正时修筑江浙海塘也是保护农田的水利工程。由于明末战乱,耕地遭到破坏大为减少,清初的耕地面积虽然于康熙时期逐渐提升,然而仍少于晚明耕地,直到康熙晚期恢复到明代鼎盛水平,并逐渐反超[参 8]江南湖广四川等地的土地比中原地肥沃许多,湖广更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誉称[参 9]

粮食作物

该金罐制于清代,约为乾隆年间。现收藏于美国首都华盛顿之史密森尼博物馆

由于清朝人口成长超过可耕地发展速度,如何维持庞大人口有赖占城稻与一些新的粮食作物。占城稻在中国有一段长期的发展时间,到明清时期发展成五十日到三十日即可收获的品种,使得二次收获,甚至三次收获变成可能。此外早熟稻耐旱,可在高原或山坡地种植。从宋朝初期到清朝道光年间,稻米产量以及耕种面积都增加一倍。一些从美洲引进的粮食作物也开发许多原先不擅种植的地形,以提高粮食生产面积。例如比较干旱的高原有赖玉米甘薯,更加崎岖的山地则依靠马铃薯。到嘉庆年间,这些高原都种满新一代的粮食作物。而河川沿岸的沙地则大量种植花生,约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才由南方推广到北方[参 1]

经济作物

清朝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也逐渐扩大,促进商品经济的活跃。棉花在清朝已是十分重要的经济作物,其产地遍及全国,其中江苏、浙江、河北、河南、湖北、山东等地都是著名的产棉区,甚至连农业发展较晚的奉天,也成了外输地区之一。产棉量以河北保定一带,长江中下游的松江太仓通州一带,以及上海等地最大。烟草原产地是美洲,明中叶以后开始传入中国,最早的种植地区是福建。种烟草获利很高,重要产地以陕南汉中城固,山东兖州,湖南衡阳等地为主。湖南的衡烟、陕西的蒲城烟、北京的油丝烟、山西的青烟、云南的兰花烟、甘肃酒泉的水烟(又名西尖),均负盛名。甘蔗产地以华中、华南为主,江南、四川与台湾等地的制糖业非常发达。蚕桑业以江苏浙江的苏州湖州嘉兴杭州和广东的广州最为发达,已成为当地农民的重要生产活动[参 7]

手工业

清朝景德镇瓷器商号

清朝的手工业在康熙中期以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至乾隆年间,江宁苏州杭州佛山广州等地的丝织业都很发达。江南的棉织业、景德镇的瓷器都达到了历史高峰。手工业分成官营与民营,由于工匠实行以银代役,所以顺治二年就下令废除废除工匠制度[参 10],官营缺乏必要的工匠而逐渐衰落。民间手工业兴盛,例如云南民间炼铜场十分发达[参 11]。苏杭一带民间丝织中已有不少具有专门技术的人,站在一定的地方等待雇用[参 12]

制瓷业与纺织业

清朝瓷器

瓷器制作技术改进,产量也大幅提升。例如江西景德镇瓷窑所烧造的御瓷产量在雍正六年(1782年)时,一年之中生产了十数万件御器[参 13]。玻璃制造有较大的进步,清宫玻璃厂能生产透明玻璃和多达十五种以上的单色不透明玻璃,造型也丰腴美观[参 13]。丝织技巧也有了新的提高,出产的重要提花品种有妆花纱、妆花缎、妆花绢等[参 13]。广东的“女儿葛”是广东增城的少女用一种葛藤的丝织成,质量极优[参 14]。当时的棉织业以松江最为发达,技术最好,而染色、踹布业则以芜湖苏州为最先进。

劳雇关系

清朝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通过买与卖来体现的。不仅全部劳动成果全归雇主,而且在人身上也很少自由[参 15]。在这些行业中,劳动者的工资是“按件而计”的;而且按照工匠技术的高低和工作的繁简论定工价[参 16]。劳动者所得的工资,已经是根据劳动的熟练程度来规定。劳动者十分自由。工匠不但有辞雇的权利[参 17],而且还有罢工权与集体要求增加工资之举动,例如,苏州丝织业作坊中的劳动者,“倡众歇作”,要求增加工价,可以“另投别户”,追寻较好的待遇[参 18]

商业

昔日汉口英租界江滩街景:横滨正金银行附近

在明清时期的农业和手工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商业也很发达,商品货币经济空前活跃。由于农业中商品性生产扩大,农产品越来越多地变为商品,出现了许多专门化的经济作物地区,为手工业生产提供原料,或者直接供应消费者。例如养蚕地区为调剂桑叶的供需,出现专卖桑叶的“青桑行”和“叶市”。一些经济作物如蔗糖行销国内外,茶叶于十八世纪输出激增。粮食作物除大量供给城市居民食用外,还有不小的部分用于酿酒、油和豆制品加工等。这些产品自然都是为了供应市场而生产的[参 19]

商业城市

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促使一些新的工商业市镇的兴起和发展,例如汉口镇朱仙镇就是位处交通枢钮点而兴起,而佛山镇景德镇专司生产如丝绸、瓷器等高价值产品的城镇。至嘉庆年间,这四镇并称为“四大名镇”。其他兴起的尚有吴江县的王江泾、震泽镇等等[参 19]。许多重要城市如北京、江宁(今南京)等地,也更趋发达。例如北京的居民已不下百万,一切生活所需,都从商业渠道取得,不能一日无贸易。当时尚流行“天下四聚”的说法:“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北京),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参 20]。”

商帮

与此同时,金融业与贸易业发达,商人分成十大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支配清朝的金融业,闽商、潮商掌握海外贸易[参 2]。广州的行商与扬州的盐商都是最阔气的商人,山西商人掌控全国银号

海外贸易

上海租界的行政单位工部局大厦正门

清廷初年实行迁界令,对于民间海外贸易厉行海禁政策;对于外国来华贸易,仍沿袭明代的朝贡制度加以控制。最初与清朝发生朝贡关系的,主要还是南洋和东南亚诸国,但有许多限制,如贡期和随贡贸易的监视等都作了严格的规定。对于西方殖民国家来华商船的限制就更严。只许它们停泊澳门,与澳门商人进行贸易,每年来华贸易的大小船只,不得超过二十五只。1683年清朝平定明郑,宣布开海展界,1684年设置以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这四大海关机构管辖各自境内的数十个口岸,准许百姓对外贸易。1685年开始允许外商到前述口岸通商[参 19]

清廷放宽海禁后,准许外商在指定口岸通商后,逐步建立了一套管理外商来华贸易的制度,主要有公行制度和商馆制度[参 19]。浙江、福建与广东地区盛行海外贸易,人民时常与日本琉球、东南亚各国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西洋各国展开贸易。到十八世纪还有英国法国美国,其中英国几乎独占对华贸易。西洋各国与日俱增的需要清朝的丝绸茶叶甘蔗,然而清朝对西洋事物需求不大,使得中国对外贸易呈现大幅出超的情形。大量银元流入中国,增加货币流通量,刺激物价上涨,促进商业繁荣[参 19]。在此期间,中国沿海以泉州漳州厦门福州广州先后崛起,成为贸易大城,操控对外国际贸易[参 19]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由于外商频年不断的掠夺和违法行为,清廷只保留粤海关提供给“西洋”商人作为通商地点。到十九世纪,英国在印度种植鸦片,并且大量销往中国。这使得中国对外贸易逆转为入超。鸦片的问题引爆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门户大开。南京条约不但开放厦门、上海、宁波、福州、广州等五口通商口岸给外国人。随后陆续的不平等条约使外国人大量来华投资,并且建立租界,加速对清贸易[参 19]

金融业

传统金融业

外国银行

上海和囒银行10元钞票

1845年,丽如银行香港设立分行,在广州设立分理处,其后又在上海福州等地设立分行,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该行又称金宝银行和东藩汇理银行。之后同样为英国银行的汇隆银行于1851年,呵加剌银行有利银行于1854年,麦加利银行于1858年进入中国。[2]:2-31860年,法国法兰西银行英语Comptoir national d'escompte de Paris在上海设立分行。接下来昙花一现的英商“小四行”汇川利生利华、利升分别进入中国。1865年,汇丰银行香港成立,其投资人主要是英国洋行,还有美国、德国、印度、丹麦等国的洋行。1866年,发生席卷全球的金融恐慌英语Panic of 1866,四小行和呵加剌银行、汇隆银行都随之倒闭。[2]:4[3]汇隆银行曾印制有上海地名券,但已发现的仅有试印票,可能从未正式发行。[3]利生银行曾发行有1000元港币样币。未见呵加剌银行发行货币的记载[2]:3

德国德意志银行于1872年在上海设立分行。英国德丰银行于1872年至1878年在上海、福州汉口厦门等地设立了分行。俄国对外贸易银行于1876年,日本的东京第一国民银行于1880年在上海设立机构。这些银行存在时间较短,没有在中国发行货币,没能改变英国银行独霸中国金融市场的局面。[2]:4

1889年,德国成立专门对华资本输出的德华银行。作为日本对外贸易银行的横滨正金银行在1880年成立后在东北,特别是南满发展迅速。英国惠通银行和中华汇理银行分布于于1890年和1891年在中国成立。同时,先期进入中国的汇丰银行等英国银行则继续扩展分支机构。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于1894年在香港设立分行,之后又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设立分行。1895年,名义上中合办,实际上由沙俄控制的华俄道胜银行成立。中国在甲午战争败给日本,台湾成为日本殖民地。日本于1899年成立台湾银行,该行于1911年在上海设立分行,之后又在福州、汕头、厦门等地设立分支机构,主要面向两省。1902年,美国花旗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负责经理“庚子赔款”事宜,并为美国对中国和菲律宾贸易提供服务。同年,比利时华比银行在华设立机构。1903年,荷兰上海和囒银行在华设立机构。1909年,朝鲜银行安东设立办事处。[2]:5-6

有清一代,进入中国的外国银行有数十家,随着一些银行的倒闭和清理,到清朝覆灭时仍有12家,分别是英国的有利银行、麦加利银行和汇丰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朝鲜银行和台湾银行,沙俄的华俄道胜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比利时的华比银行和荷兰的上海和囒银行。[2]:6

清代时期在华外资银行列表
银行名称 成立时间 总部所在地 香港分行
设立时间
上海分行
设立时间
其他信息 备注
中文名 外文名
丽如银行 Oriental Bank 1842年 孟买(1945年迁伦敦 1845年 1849年(1847年设代理处) 又称东方银行、东藩汇理银行、金宝银行 [4]
汇隆银行 Commercial Bank of India 1851年 孟买(后迁伦敦) 1861年 1855年设代理处 1866年倒闭 [4]
呵加剌银行 Agra and United Service Bank 1833年 孟加拉(后迁伦敦) 1858年 1854年 1858年根据英国皇家特许状进行登记,1866年倒闭,1870年复业,1893年停办 [4]
有利银行 Chartered Mercantile Bank of India, London and China 1853年 孟买(后迁伦敦) 1857年 1860年
(1854年设代理处)
又称印度伦敦中国三处汇理银行 [4]
渣打银行 Chartered Bank of India, Australia and China 1853年 伦敦 1859年(1858年设代理处) 1858年 又称麦加利银行、印度新金山中国汇理银行 [4]
法兰西银行英语Comptoir national d'escompte de Paris Comptoir d'escompte de Paris 1848年 巴黎 1860年 1860年 该行法语名字应译为“巴黎贴现银行”,由于是法国在华的唯一金融机构,所以被称为“法兰西银行”。1889年改组,1894年东方汇理银行接收其中国的业务。Banque de France也称“法兰西银行 [4]
汇川银行 Central Bank of Western India 1861年 孟买 1861年 1861年 1866年倒闭 [4]
利华银行 Asiatic Banking Corporation 1863年 孟买(后迁伦敦) 1864年 1864年 1866年倒闭 [4]
利生银行 Bank of Hindustan, China and Japan 1862年 伦敦 1864年 1864年 1866年倒闭 [4]
利升银行 Bank of India 1864年 孟买 1864年 1864年 1866年倒闭,不是成立于1906年也称“Bank of India”的印度银行英语Bank of India [4]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mpany Limited 1865年 香港 1865年 1865年 通称“汇丰银行”,是第一家总部设于中国的外资银行 [4]
德意志银行 Deutsche Bank 1870年 柏林 1872年设办事处 上海支行因银货交易损失于1875年清算 [5]
德丰银行 1875年 1883年撤出上海,业务由华记洋行代理
俄国对外贸易银行 1876年 1883年撤出上海 [6]
东京第一国民银行 东京 1880年
德华银行 Deutsch-Asiatische Bank 1889年 上海 1900年 1889年(总行) 1917年为中国政府接收 [7]
横滨正金银行 横浜正金銀行 1880年 横滨 1893年
惠通银行
中华汇理银行
东方汇理银行
华俄道胜银行
台湾银行
花旗银行
华比银行 Banque Sino-Belge 1902年 布鲁塞尔
上海和囒银行 Netherlands Trading Society 1824年 阿姆斯特丹 这是一家荷兰的贸易公司,名字意为“荷兰贸易协会”,曾在华用“上海和囒银行”的名义发行货币
朝鲜银行 株式会社朝鮮銀行 1909年 汉城 1909年在安东设立办事处

政府财政

货币制度

清朝货币大体上采银两铜钱并用的银铜双本位制,大数用银,小数用钱,但银的地位更见重要。因海外贸易发达,白银大量从国外输入,康雍乾盛世流通的外国银元除西班牙银元外,还有葡萄牙银元、威尼斯银元、荷兰银元、法国银元等。鸦片战争前后,需要固定形式的银币出现,正式使用机器铸造银币则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鸦片战争前,由于英国将大量鸦片销入中国,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需要更多的铜钱才能换取白银。由于白银是百姓纳税的固定货币,这带动了通货膨胀,严重恶化经济。使得曾经于1651年顺治帝发行纸币,到1843年咸丰帝又发行大清宝钞户部官票等纸币,以稳定清朝经济[参 19]

税收

清代税制以鸦片战争为界,分为前期、后期[1]。在前期,奉行的是中国传统封建税收制度。田赋人头税矿税盐税、工商税是国家主要税种,亦是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在康、雍、干三朝清政府强力推行了一系列的税制改革,完成了火耗归公摊丁入地,亦推行了官绅一体当差纳粮

清朝的海禁和前期的矿禁,对外贸税收和工商税收有严重影响。鸦片战争后,税收制度出现本质变化。田赋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例下降。五口通商后,各地陆续建立近代海关。海关的关税,成为新的、主要的国家财政收入。但海关总税务司一直由外籍人士撑控,直到清朝灭亡,中国海关的自主权丧失[1]

注释

  1. ^ 1.0 1.1 1.2 郑仲兵. 《税收是国家与社会发展的一面聚焦镜——关于中国古代税收的历史思考:之一 中国古代税收历史脉络》. 中国民商 (北京市: 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 2013, (2013年第5期): 60–63. ISSN 2095-5286 (简体中文).
  2. ^ 2.0 2.1 2.2 2.3 2.4 2.5 曲振涛;张新知. 外国货币侵华与掠夺史论:1845-1949.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7. ISBN 9787509508060.
  3. ^ 3.0 3.1 镇海·蔡小军. 1864年汇隆银行(中国最早的外商银行之一)股票25镑. 雅昌艺术网.
  4. ^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汇丰帝国》第一章 伟大企业的创业史(一). 财新网.
  5. ^ 德意志银行在中国大陆的业务
  6. ^ 洪葭管. 在金融史园地里漫步.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0. ISBN 9787226025291.
  7. ^ Hong Kong branch 互联网档案馆存档,存档日期2009-01-05.. Bankgeschichte.de (1 November 1979). Retrieved on 11 January 2012.

参考文献

  1. ^ 1.0 1.1 姜公韬. 《中国通史 明清史》〈第七章 五百年社会文化的掠影〉. : 第120页.
  2. ^ 2.0 2.1 杨涌泉. 《中国十大商帮探秘》. 企业管理出版社.
  3. ^ 康熙皇帝,孟昭信 著. 外部链接存在于|title= (帮助)
  4. ^ 《清世祖实录‧顺治元年十二月》:“我朝建都燕京,期于久远,凡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若本主尚存,或本主已死而子弟存者,量口给与,其余田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
  5. ^ 王毓铨. 〈明代的王府庄田〉. 《历史论丛》第1辑.
  6. ^ 《清史稿·食货志一》:“顺治初元,令山西新垦田免租税一岁;而河南北荒地九万四千五百馀顷,允巡抚罗绣锦言,俾兵课垦。二年,顺天行计兵授田法,每守兵予可耕田十亩,牛具、籽种官资之。又直隶、山东、江北、山西,凡驻满兵,给无主地令种。”.
  7. ^ 7.0 7.1 《中国古代经济简史》第六章 〈封建社会明清的经济〉. 复旦大学. 1982年: 第154-第166页.
  8. ^ 梁方仲.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明末崇祯年间(公元一六二八——一***四年)耕地为七八三、七五二、四○○亩,清顺治十二年(公元一六五五年)下降到三八七、七七一、九九一亩,康熙年间(公元一六六二——一七二二年)恢复到六、七亿亩。雍正年间则超过八亿亩,并不断增加”. 1980年: 第10页.
  9. ^ 翦伯赞. 《中国史纲要》第3册. 人民出版社. 1980年: 第270—271页.
  10. ^ 《清文献通考·职役考一》:“前明之例,民以籍分,故有官籍、民籍、军籍,医、匠、驿、灶籍,皆世其业,以应差役。至是(顺治二年)除之。其后民籍之外,惟灶丁为世业。”.
  11. ^ 《清史稿·食货志五》:“大厂矿丁六七万,次亦万余。近则土民远及黔粤,仰食矿利者,奔走相属”.
  12. ^ 沈德潜. 乾隆重修《元和县志》卷10:“(苏州)城东之民多习机(织)业,机户名隶官籍。佣工之人,计日受值,各有常主。其无常主者,黎明立桥以待唤,缎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寺桥。又有以车纺丝者曰车匠,立濂溪坊,什百为群,粥后始散”. : 第7页.
  13. ^ 13.0 13.1 13.2 《中国古代经济简史》第六章 〈封建社会明清的经济〉. 复旦大学. 1982年: 第167-169页.
  14. ^ 《广东新语》:“采葛藤必以女,一女之力,日采只得数两,丝缕以针不以手,细如毫芒,视若无有,卷其一端,可以出入笔管。以银条纱衬之,霏微荡漾,有如蜩蝉之翼。””.
  15. ^ 江苏省博物馆编.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例如在苏州民间丝织业中的情况是:“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 : 第6页.
  16. ^ 江苏省博物馆编.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如苏州丝织业中的工匠“计工受值”,亦即“视货物之高下,人工之巧拙为增减”。在造纸业中,以刷蜡纸工为例,每日刷纸四刀为一工,如果一天多刷四刀,另加伙食工银五分。. : 第68页.
  17. ^ 赵冈、陈仲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页三八八,新星出版社,2006年
  18. ^ 江苏省博物馆编.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 : 第13页.
  19. ^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中国古代经济简史》第六章 〈封建社会明清的经济〉. 复旦大学. 1982年: 第174-177页.
  20. ^ 刘献廷. 《广阳杂记》卷4. 中华书局. 1957年版: 第193页.

参考书籍

  • 《中国通史 明清史》,姜公韬,九州出版社,ISBN 978-7-5108-0062-7
  • 《追寻现代中国-最后的王朝》,史景迁,时报文化出版社,ISBN 957-13-3370-0
  • 《中国历史》,李国祁,三民出版社,ISBN 978-957-140-6
  • 《中国近代史》,李云汉,三民出版社,ISBN 957-14-0669-4
  • 《中国古代经济简史》,复旦大学着,上海人民出版社,ISBN 7-208-00332-73
  • 《中国通史》,傅乐成,大中国出版社,ISBN 957-521-142-1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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