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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

二十四史
书名 作者 今本
卷数
01 史记 西汉司马迁 130
02 汉书 东汉班固 100
03 后汉书 刘宋范晔 120
04 三国志 西晋陈寿 065
05 晋书 房玄龄 130
06 宋书 沈约 100
07 南齐书 [梁]萧子显 059
08 梁书 [唐]姚思廉 056
09 陈书 036
10 魏书 北齐魏收 114
11 北齐书 [唐]李百药 050
12 周书 [唐]令狐德棻 050
13 隋书 [唐]魏徵 085
14 南史 [唐]李延寿 080
15 北史 100
16 旧唐书 后晋刘昫 200
17 新唐书 北宋欧阳修 225
18 旧五代史 [北宋]薛居正 150
19 新五代史 [北宋]欧阳修 074
20 宋史 脱脱 496
21 辽史 116
22 金史 135
23 元史 宋濂 210
24 明史 张廷玉 332
相关 东观汉记 东汉刘珍 022
相关 新元史 民国柯劭忞 257
相关 清史稿 民国赵尔巽 529

清史稿》是(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北京政府所设清史馆纂修的史未定稿,体例依照之前的正史,分“纪、志、表、传”四部分。

民国三年(1914年),清史馆设立,此后编修工作历时十余年。到1927年,主持纂修工作的清史馆馆长赵尔巽见全稿已经初步成形,担心时局多变及自己时日无多,遂决定将各卷以《清史稿》的名称刊行,以示其为未定本。因匆忙付梓,致使体例不一、繁简失当。“然此书成稿于遗老之手,刊行于匆促之中,谬误屡见,用时不免戒慎,唯恐误入歧途。”[1]由于编修者多为清朝遗老,《清史稿》书中对清朝歌功颂德,贬低辛亥革命国民政府北伐后,将《清史稿》定为***,禁止刊印及发售;后来解禁。

到目前为止,因尚无依中国传统正史体例编写的清史,加上《清史稿》本身史料丰富,其价值仍不可忽视。有的将其列入“二十五史[注 1]或“二十六史”。

编撰过程

民国三年(1914年),经国务院呈文,大总统袁世凯清史馆,以赵尔巽为馆长,缪荃孙柯劭忞等人为总纂,总领清史修撰工作,参与者先后有一百余人,没有固定编制,人员由馆长聘用。如赵尔巽曾亲自拜访夏孙桐,请其出面任总纂。[2]

清史馆内设有“功课簿”,记载馆员分工事宜,如柯劭忞撰〈天文志〉、〈时宪志〉。缪荃孙撰〈儒林传〉、〈文苑传〉、〈土司传〉。吴廷燮撰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五朝〈本纪〉、〈大臣年表〉。吴士鉴撰〈地理志〉贵州、新疆各一卷、〈宗室世系表〉、〈公主表〉、〈皇子世表〉及〈艺文志〉初稿。章钰撰〈忠义传〉、〈艺文志〉定稿。金兆蕃撰太祖、太宗、顺治三朝列传及〈列女传〉。秦树声撰〈地理志〉直隶卷,王大钧撰嘉庆朝列传。夏孙桐撰嘉庆、道光朝列传及〈循吏传〉、〈艺术传〉。田应璜撰〈地理志〉山西一卷。罗惇曧撰〈交通志〉,戴锡章撰〈邦交志〉。唐邦治撰〈军机大臣年表〉。王树楠撰咸丰、同治朝大臣传。叶尔恺撰〈宗教志〉,其中喇嘛教基督教回教各一卷(〈宗教志〉后未被采用)。张采田撰〈地理志〉江苏卷、〈刑法志〉、〈乐志〉、〈后妃传〉。吴怀清撰〈地理志〉陕西一卷、〈食货志〉征榷卷。张书云撰〈礼志〉,补辑(舆服志)、〈选举志〉。俞陛云撰〈兵志〉与部分列传。马其昶撰光宣朝臣工列传,修正〈文苑传〉。蓝钰撰〈地理志〉江西一卷。袁嘉谷撰〈地理志〉云南一卷。朱师辙有言:“列传撰人甚多,在馆诸人,几人人皆有。以余论,虽以咸同列传为主,而康乾以来各朝,皆曾补撰。盖每朝皆出于众手,惟每朝有主体撰人;又重修整时,归何人为主,则其负责为多。”[3]

撰稿期间,往往须请人抄稿,“第一次抄稿,由各人自觅书手缮写,按千字小洋一角,由馆计算”。1920年编成初稿,1926年修订一次,到1927年大致完稿。

卷次

全书的最初版本共有536卷,包括〈本纪〉25卷、〈〉142卷、〈〉53卷、〈列传〉316卷。记载自清太祖努尔哈赤建国称帝(1616年),到辛亥革命结束清朝统治(1911年)共296年的历史。

版本

《清史稿》成书之后,海内外先后重印,形成不同版本,有关外本、关内本、东三省第一次改正本、东三省第二次增修本、广岛本、南京本、上海本、中华书局点校本等等,其中以关外本、关内本流传最早,影响很大。

  • 关外本(关外一次本):1927年书稿渐成形,赵尔巽以“时局多故,年老力衰,亟思告竣,始议发刊。”不久,赵尔巽病逝,柯劭忞清史馆馆长。柯劭忞未通阅史稿,即交付金梁,金梁随校随刻。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紫禁城闭门,这时书稿尚剩下若干未及校刻,金梁遂将其移归寓所,继续校刻,趁此机会擅自增改原稿,私开职名,私作校刻记并且自称“总阅”。共印书一千一百部,其中的四百部被金梁运到山海关外发行,称为“关外本”(又称“关外一次本”),这是最早印成并且在沈阳流通的版本。1977年4月,香港益汉书楼将该版本影印出版,平装三册,书名定为《清代史料汇编》。[2]
  • 关内本:清史馆人员发现金梁擅自改动《清史稿》原稿之后,代馆长柯劭忞召集王树枏夏孙桐金兆丰张书云、戴锡章、奭良、朱师辙等人讨论此事。他们不同意金梁的增删,乃决定将北京的存书抽换、改动,由朱师辙负责具体执行,该版本称为“关内本”。关内本和关外本(关外一次本)的版本大小相同,刻本三十字一行,每部一百三十本,目录一本,共计一百三十一本。关内本成书之后,大多未能发行,存放在清史馆内。1928年北伐成功后,清史馆被故宫博物院接收,对于《清史稿》,故宫博物院“院中名流佥以此书谬误甚多,须委托专家重加审定乃得行世”。1929年12月,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呈文行政院报告审查《清史稿》的结果,列举了“反革命、藐视先烈、不奉民国正朔、例书伪谥、称扬诸遗老鼓励复辟、反对汉族、为满清讳、体例不合、体例不一致、有日无月、人名先后不一致、一人两传、目录与书不合、纪志表传互相不合、人名错误、事迹年月不详、泥古不化、浅陋、忽略”等十九项缺失,提议将《清史稿》永远封存,禁止发行。1930年2月,国民政府明令禁售《清史稿》,全部余书分存国立、省立图书馆。《清史稿》书价猛涨,“由百元预约,竟涨到五六百金一部,而不可得书。”[2]
  • 东三省第一次改正本:《清史稿》的关内本、关外本遭禁止发行时,金梁将关外本修正,在中国东北影印发售,世称“东三省第一次改正本”。该改正本将全书从五百三十六卷减少到五百二十九卷,抽去者包括《公主表·序》和《时宪志》中的“八线对数表”二百十七页,另外又将张彪传目删除。1960年10月,香港文学研究社根据该版本影印出版,平装二册,称“香港本”。[2]
  • 东三省第二次增修本(关外二次本):此后不久,金梁在东三省第一次改正本之基础上再加修改,在文苑传二、姚鼎传之后补入陈黉举、朱筠翁方纲三传,并且将赵尔巽传的内容压缩。该版本称“东三省第二次增修本”,又称“关外二次本”,在《清史稿》各种版本中流传最广,此后许多版本均自该版本而出。[2]
  • 广岛本:日本广岛以东三省第二次增修本为蓝本,改为精印本出版,称“广岛本”。[2]
  • 南京本:抗日战争期间,南京将东三省第二次增修本割裂影印出版,装为二大册,称“南京本”。[2]
  • 上海本:1942年,上海联合书店以东三省第二次增修本为底本,采用锌版影印分成二部,平装为二册出版,称“上海本”。[2]
    • 清史稿校注:由台湾国史馆国立故宫博物院合作,不更动原文,“以稿校稿、以卷卷”方式,就其取材、撰写、印校等方面的谬误,利用存档的清史馆原稿、清国史馆历朝国史稿、清宫档案及各类官私史料等,进行全面的检校、查考、补注与订正。共十五册,另附索引一册。1999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再版。

    版本对比

    • 关内本较之于关外本:[2]
      • 重列卷首编纂人员职名
        • 删去关外本于式枚总阅之职名,因清史馆并无“总阅”之名。
        • 总纂中,删去未撰稿者郭曾炘李家驹两人,将金兆蕃改列入纂修。
        • 纂修中,删去顾瑗杨钟羲、简朝亮、袁克文四人职名,因其未就职或去职、名誉。
        • 协修中,删去未到馆的吕钰等十五人及纂修中已列的唐恩溥一人,共十六人,增加漏列的协修袁嘉谷唐邦治二人,关内本协修共四十四人。
        • 增列校勘兼协修孟昭墉。
        • 删去关外本所列的文牍、图书、会计、庶务科长、收发处长职名。
        • 校勘中,删去孟昭墉、诸以仁,增列董峻清、周仰公、秦化田、史锡华、曾恕传五人。
        • 收掌中,删去董峻清、秦化田、史锡华、惠澂四人,增列尚希程、王文著二人。
        • 删去袁金铠职名后面的“总阅”二个字,改为“总理史稿发刊事宜”。
        • 删去金梁职名后面的“事宜总阅”四个字,改为“总理史稿校刻”。[2]
      • 删去金梁撰写的“校刻记”二页。[2]
      • 《艺文志·序》原稿二页,金梁更改内容减为一页,现改还原稿。[2]
      • 列传二百六十卷中,抽换《张勋传》(附张彪传)、《康有为传》,改写《劳乃宣传》、《沈曾植传》。劳乃宣、沈曾植二人乃从二百五十九卷中分出,故总目第二百五十九卷、第二百六十卷的传目,两个版本不同。[2]
      • 删去志中“易类”书目六十四种。[2]
      • 儒林传二,朱骏声改为正传,朱孔彰附之。[2]
      • 其他抽改残篇三十余页。例如列传的删改,以光绪宣统两朝为多。儒林传、文苑传,也有增改。[2]
    • 东三省第一次改正本较之于关外本:
      • 删去《张彪附传》、《公主表·序》、《时宪志》中的数学“八线对数表”;
      • 增加《陈黉举传》、《朱筠传》、《翁方纲传》,压缩了《赵尔巽传》等个别传记。
      • 东三省第一次改正本较前两个版本均少了7卷,仅有529卷。[2]
    • 中华书局点校本较之于上述三个版本
      • 凡前三本篇目、内容不同的地方,都有附注,录出异文;
      • 关于史实错误及同音异译的人名、地名、官名、部落名称等,一般不改动,只在本篇内略作统一。清朝避讳字,尽量改回;
      • 少数民族名称,凡带有侮辱性的字样,除旧史中习见的泛称以外,均加以改正;
      • 史文的脱、误、衍、倒和异体、古体字等,也作了校改。还有由于行、段的错排,以致事理不合处,已发现的也经过查对校正。但原文文理不通,或人名、地名等脱误查不到出处的地方,都维持原状;
      • 删去了八线对数表;
      • 合并了总目(原分5卷),不再分卷,并在原来基础上略作增补,以便检阅。[2]

    影响及评价

    《清史稿》刊印后,受到各方潮水般的批评。1928年北伐成功后,故宫博物院接收清史馆,随后组织人员对《清史稿》初步检阅审查,1929年12月14日具呈行政院,称《清史稿》多有错谬,“计反革命、反民国、藐视先烈、体例不合、简陋错误等,十有九项”,认为“为今之计,宜将背逆之《清史稿》一书永远封存,禁其发行。”南京国民政府遂将《清史稿》定为***,不准刻印及发售。[2]

    编纂者及后人评价如下:

    • 赵尔巽:乃大辂椎轮之先导,并非视为成书也。[6]
    • 金梁:史稿本非定本,望海内通人不吝指教。当别撰校勘记,为将来修正之资,幸甚幸甚。[7]
    • 中华书局:本书虽编成于辛亥革命以后,而编者却基本上还是站在清王朝的立场来写清史的。由于成于众手,彼此照应不够,完稿后又未经仔细核改,刊行时校对也不认真,是以体例不一,繁简失当,以至年月、事实、人名、地名的错误往往可见。[8]
    • 戴逸:纂修者多为清室遗老,眷恋清朝的心态甚重,故书中很多反对革命、诬蔑先烈、谀扬清朝之词。其次,当时清朝的档案尚未清理,修史者只能根据原国史馆中的稿件和有关史籍,不能直接利用原始档案,故价值较逊。[9]

    注释

    1. ^ 上海古籍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五史》系列均含有《清史稿》。

    参考文献

    引用

    1. ^ 《清史稿校注》
    2. ^ 《清史述闻》,许师慎辑《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上册
    3. ^ 赵尔巽:清史稿发刊缀言
    4. ^ 金梁:清史稿校刻记
    5. ^ 中华书局:《清史稿》出版说明
    6. ^ 戴逸:乖谬百出的《清史稿》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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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基文库中相关的原始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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