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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义本文重定向自 民生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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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义,又称“孙学”(Sunology)、“国父思想”、“总理遗教[1][2],是由民国国父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提出,为国民党的基本党纲,在(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宪法前言以“孙中山先生创立民国之遗教”称呼,并被纳入《民国宪法》第一条内容(“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孙中山提出的民主革命的纲领,即民族民权(民选)民生[3]:52

孙中山表示:“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4]此纲领在历年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多次对三民主义所作的表述,皆有所改变和发展。而国民党领导人与党员、学者,对三民主义也有不同的解读。

历史

最早出现于1905年《民报》的三大主义(三民主义的前身)
《孙中山像》 1921年 李铁夫

三民主义,是随着孙中山为中国国民革命的推展而产生,并且因为中国时局变化而有所增补。三民主义的雏形,是由于孙中山在经历伦敦蒙难一事之后,利用滞英期间[5],拜访大英图书馆研读相关书籍,并且参访英国当地建筑、知名人士学者、展览、文化风俗,而有所启发。[6]

据刘成禺回忆[7],1904年,孙中山在旧金山“曾论及设会必先有主义”。当时,民族、民权主义之名已经确定,孙中山苦苦思索第三主义,刘成禺“进曰:‘中国俗语,事不过三,所谓智仁勇,所谓土地人民政事,君子三畏三变,正德利用厚生。’”言及于此,孙中山“先生推案而起曰:‘得之矣,第三主义定为民生主义,本汝言厚生意也。意义包括宏大,俄之虚无共产,德之国家社会政策,英、美、法之社会主义,皆在民生主义涵盖之下,推广之,将成世界主义矣。’”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从此确定。

1905年他在《〈民报〉发刊词》中阐明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主张同时进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推翻清朝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国[3]:52。尔后,《民报》发刊,孙中山为其著发刊时,认为欧陆列强的发达,为民族、民权、民生循序实践而成。而中国要跟进,则需吸收宣扬最进步理想的知识于人心并且实行,这就是民报的职责。[8],同年12月香港《民国日报》代售《民报》广告,该报社社长、革命党员冯自由,认为广告上载“提倡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一语为冗长不便,则以“三民主义”代称[9]。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理念是于1906年12月2日在日本东京民报一周年纪念会发表“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为题的演讲,内容提及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的雏形,但当时三民主义是以“三大主义”称呼。1924年1月至8月,鉴于中国国民党改组时“极需三民主义之奥义,五权宪法之要旨”(《自序》),孙中山在广州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演讲三民主义十六讲,每周演讲一次,为三民主义提供最后的见解[3]:52

要点

民族主义

兴中会时期,孙中山揭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一是要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政府;二是追求中国人民政治自主独立,建立“民族国家”[10]。却并非主张种族主义。孙中山说:“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他当初灭汉族的时候,攻城破了,还要大杀十日才肯封刀,这不是人类所为,我们决不如此。”[11]

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主张以提倡国内各族团结一致,在平等基础上把汉、满、蒙、回、藏五族,同化成一个中华民族,满族不再是要被驱逐的对象,而是要团结的对象。所有的中华民族组成一个民族国家,并且恢复中国民族固有道德,去恢复中国民族固有能力,然后结成家族,联成宗族,才能治理中国,才能恢复中国民族精神与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济弱扶倾,成一个大同之治。[12][13]

民权主义

孙中山主张用“人民来做皇帝”,并引用三国演义中的阿斗诸葛亮来形容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实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国家主权的民主政治,而防止欧美活动制度之流弊。孙中山并在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第六讲中,所提倡八德中强调“忠民”之美德,为民国强盛之基础。在此思想前提之下,孙中山主张人民必定要有直接行使之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政权)以支配政府,政府则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治权)以管理国家。其核心观念强调直接民权五权宪法之权能区分,亦即政府拥有治权服务人民,人民则拥有政权支配政府。[14]

孙中山认为西方代议民主中的国会权力太大,是一种国会独裁或议会专制[15][16],所以提出将监察权从国会中分立出来、成为五权政府的一个独立分支,并提出中央政府五院(其中的立法院就相当于西方国家行使立法权的国会[17])对代表人民行使民权的国民大会负责。进而提出权能区分,以形成有能政府,为人民谋福利,同时人民可以通过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大民权管理政府[18]。“治权”的对称,孙中山提倡人民管理国事的权力,包括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3]:4722。在中央层级,由国民大会代表人民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19]

民生主义

孙文给民生主义下的定义是: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民众的生命。他在1924年发表的三民主义演讲中开宗明意地指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20]演讲从实业革命以后生产力增长带来的众多社会问题谈起,进而阐述西欧社会主义的各种思潮、流派。并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政策确定为一是“平均地权”[21],二是“节制资本”。还要发展国家资本,振兴实业,第一是交通事业,第二是矿业,第三是工业。要用国家的力量振兴工业。接着,孙中山谈到吃饭问题,并强调这是民生主义的第一个问题。他认为中国人不够饭吃最大的原因是农业不进步,其次是受外国经济的压迫。在目前来说,应该赶快用政府和法律的力量解放农民,否则民生问题就没法解决。民生主义的目的在于以养民为目标,中国的粮食才能很充足。关于穿衣问题,孙中山认为人类生活的程度可分为需要、安适和奢侈三级。目前解决民生问题,是要解决需要问题,使四万万人都丰衣足食。 [22]孙提出,由于当年中国的社会实业经济程度尚不发达,中国祇可“师马克思之意”,而绝不可“用马克思之法”[23]。而中国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和外国的目标相同。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要不受这种痛苦的意思,就是要共产。所以不能说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不同。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23]

平均地权是民生主义中最早具体成形的思想,孙文并坚持将之列入中国同盟会誓词当中。孙文平均地权的主张主要受到两个人的启发:其中涨价归公主张是承袭约翰·密尔。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五卷第二章第28节[24]中就提到对土地价格的增值加以课税,因为地价上升是由地主改良及社会改良所致。扣除地主自行改良所增值的部分后,应该归还给社会。[25]而孙文照价征税的主张则是源自于亨利·乔治。后者主张应以地价税地租)作为政府单一收入,而停止征收其他杂税。[26]孙文曾指出“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 。”[27]并曾在多次演讲与民生主义第二讲中提倡以地价税作为政府主要税收。[28]亨利乔治的主张发展迄今,一直受到当代主流经济学家推崇与支持。[29]而英国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其房地产持有税占政府整体税收的比例,亦高居OECD国家之冠。[30]

1953年11月14日中国国民党七届三中全会,总裁蒋中正发表历史重要文献“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完成三民主义体系。此外、在民生主义中提到的人民的六大基本需求“”现已成为中文圈中泛指生活所需一切的代名词。

系列十六讲

孙中山关于三民主义的书稿在1922年陈炯明的部队进攻广州大总统府时失落,目前可以看到的印行材料,最早的是1905年的《同盟会宣言》,最晚近的是他在1924年以“三民主义”为题所作的16次讲演的纪录。

联俄容共后,孙中山决定系统讲演三民主义,以确保党内思想的稳固。1924年1月到8月间,孙中山在广州高等师范学院,透过演讲的方式,每星期一次,有系统地介绍三民主义,作了16次讲演(民族主义六讲、民权主义六讲、民生主义四讲(未完成,原计划讲六讲)),由黄昌谷全程速记翻译。这是他一生宣讲三民主义的最后、也是最有系统、最详尽的篇章[31]

孙中山为黄埔军校所写训词开宗明义确立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

仅1924年,国民党“本党宣传部所编三民五权之宣传品,不下数十种,传布于海内外者,达一百万册以上。”[32]

孙中山在多次讲演和宣言中指出:他所领导的政党和运动须达到三个目的:进行民族革命以实现民族主义,进行政治革命以实现民权主义,进行社会革命以实现民生主义,他又认为最后一个目的,最好用改良的方法逐步实现,而避免一次革命。

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于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开学典礼中,以三民主义为纲,对该校师生之训词,后来成为《民国国歌》,歌词的第一句便是“三民主义”。

孙中山1925年1月1日抵北京后即病发,住进协和医院治疗,经西医诊断为肝癌末期,同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享年59岁,对三民主义之阐述从此划上休止符。

后世演变

虽然孙中山于1925年逝世,但国民党内对于三民主义的阐扬与实践,仍有国民党员实行。戴传贤以“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开出三民主义理论研究第一响。

戴季陶主义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为与党内的共产主义思潮相抗衡,开始了对三民主义的系统性诠释,相继出版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和《民生哲学系统表》等书册,反对“阶级斗争”,而主张阶级合作,认为“阶级的对立,是社会的病态,并不是社会的常态,这一种病态,即不是各国都一样,所以治病的方法,各国也不能同。中国的社会,就全国来说,即不是很清楚的两阶级对立,就不能完全取两阶级对立的革命方式,更不能等到有了很清楚的两阶级对立才来革命。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的对立,所以我们是要促起国民全体的觉悟,不是促起一个阶级的觉悟。”[33]并同时提出,国民党不是资本主义政党,而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提倡“应该在目前这个时候,就努力做公共幸福的事业。要学英国资本家‘阶级退让’的精神,不要步俄国资本家‘阶级压迫’的后尘,使中国可以循社会民主主义的正轨,向平和、文明的方面进步,免除激切的社会革命危险。”[34]

三民主义的连环性

胡汉民总结孙中山的三民主义,[35]发现“(一)民族主义,必须要是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民族主义,才不会变为帝国主义。(二)民权主义,必须要是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的民权主义,才不会变为虚伪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三)民生主义,必须要是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民生主义,才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认为三民主义不是三个主义分立,乃是一个主义的三方面,“而可操世界革命成功之左券的,唯有整个的连环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相互关系,正如三个小环扣合起来的一个大连环。”并据此批评共产国际参预殖民地解放运动,“列宁在阶级斗争之外,加用一点民族主义,本来已是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一派人却辩护说,这不过是利用民族主义。但是我们就知道,唯其不能不利用民族主义,正足证明他们非承认民族主义的事实不可。由马克思和列宁两派的经验,便得两个教训:笫一,欧洲阶级革命便不行;第二,东方民族革命才行。”证明了三民主义理论的完备。

民生史观

国民党后世构建三民主义的过程中,民生主义被作为三民主义哲学的本体,因为孙中山说过:“古今一切人类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为要求生存;人类因为要有不间断的生存,所以社会才有不停止的进化。所以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36]因此,戴季陶提出:“三民主义原理,全部包含在民生主义之内,其全部著作可名之曰‘民生哲学’。”[37]欲以民生史观对抗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论。蒋介石甚至补撰民生主义育、乐两篇,提出“仁爱为民生哲学的基础,亦即革命的根本条件。简单一点说:革命的中心目的,即在民生。”[38]并且推动三民主义儒学化,认为民生主义与儒家民本思想同源。于经济层面,则“民生主义,要把工业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具体的说,我们的民生主义,要以人性为基础,以民生为目的,一方面发达国营实业,一方面节制私人资本。阶级斗争的病态,没有发生的客观条件。”[39]

力行哲学

蒋介石继承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提出“力行哲学”,[40]提倡革命务须力行,宣称“使全国国民都能知‘知’之难而能笃信主义;知‘行’之易而力行主义,从而除‘坐而言不能起而行’之苟且偷惰空疏颓放的积习,养成严谨勤劳求真崇实振奋进取的心性。”并进一步与新生活运动结合,说明“新生活运动的意义,就其内容而言,则为国民生活革命的运动;就其方式而言,则为普通社会教育的运动;就其最后目的而言,则为民族复兴运动中最重要根本的中心工作,即国民精神建设运动。其意义与作用,与总理关于心理建设的一切遗教,完全是一贯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新生活运动就是心理建设的补充实施办法。我们要完成心理建设,来奠定国家精神的基础,就要力行新生活。”继而与孙中山讲演所及的“中国人的固有道德”思想相对应,“来实践并发‘礼、义、廉、耻’的固有德性和立国精神。”

哲学体系

经过孙中山、戴季陶、胡汉民、任卓宣、陈立夫、蒋中正等人的相继补充,三民主义逐渐成为一套具有哲学观和方法论的完善理论。除了以上提及的内容外,仍有以下几点内容。

阶级互助论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三民主义者,不认为“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应当用于人类社会,更不认为强调“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适用于中国,而采纳“阶级互助论”,认为不同社会阶层需要互相提携。孙中山说:“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达(尔)文氏发明物种进化之物竞天择原则后,学者多以为仁义道德皆属虚无,而争竞生存乃为实际,几欲以物种之原则而施之于人类之进化。而不知此为人类已过之阶级,而人类今日之进化,已超出物种原则之上也。”[41]

调和折中论

孙中山、蒋中正等国民党人深谙中庸之道,三民主义本身是中西政治哲学的融会贯通。如蔡元培评价说:“主张自由竞争的,维持私有财产制;主张阶级斗争的,要没收一切资本家所有。这都是两极端的意见。孙先生用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两法来解决这个纠纷,不是突然把私有财产没收,而是渐渐的化私为公;不是共现在的产,而是共将来的产,这岂不是经济革命的中和性么?”“用欧洲三权分立的制度,而加以中国特有的考试、监察二权,名为五权宪法。这岂不是国粹与欧化的中和性么?”“中央与省之权限,采均权制度,不偏于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无一非中和性的表现。”[42]

实践认知论

三民主义者认为经验主义才是正确的方法论,而非自启蒙时代以降占据科学界的唯理主义。孙中山评论说:“科学之试验也,即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也;探索家之探索也,即行其所不知以求其发见也;伟人杰士之冒险也,即行其所不知以建其功业也。”[43]“谚云: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故所历之事既多,智识亦增长。所谓增益其所不能者。此由于经验也。”[44]因此,孙中山认为知识和理论是从实践和事实中来,而不是相反。任卓宣总结道:“国父底认识论是行的认识论。行是实践,由之而获得经验。加以分析和组织,便成知识、学问等。所以行的认识论是实践认识论。”[45]

地位

在民国地位

1929年,在南京完工的中山陵,处在山顶最高峰的祭堂,有3个拱门,分别书写着“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也是中国国民党自1919年改组成立以来,所一直奉行的中心思想。

后历经多次战争,三民主义在1946年被“制宪国民大会”列入民国宪法第一条,规范了民国宪政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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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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