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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争本文重定向自 東林黨爭

东林党争是指东林党阉党以及其他政坛朋党派别之间的争斗,“言事者益裁量执政,执政日与枝柱,水火薄射,讫于明亡。”[1]东林党是明末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在东林党之外,还有浙党、齐党、楚党、昆党、宣党等,统称为齐楚浙党(后多加入阉党),东林党争几乎是东林党与全国朋党集团之争。

东林党简介

从万历时代的国本之争妖书案明末三案京察之争,就有东林党争的影子。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吏部郎中无锡顾宪成因为得罪了皇帝而被革职,他与高攀龙钱一本等在宋代杨中立主讲的无锡东林书院,开始讲学,提倡“知辅行主”、“崇实黜虚”、“学问不贵空谈,而贵实行”、“学问必须躬行实践方有益”等,而“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常常和书院中人谈论朝政得失,他们渐渐形成了一个在野集团,被称为“东林党”。《明史·孙丕扬传》说:“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他们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时政等意见,得到广泛支持,同时遭到朝臣、宦官的激烈反对。同时期的浙江宁波沈一贯纠集在京的浙江籍官僚,结成东林党的反对派,被称作“浙党”。以湖北官应震吴亮嗣为主的“楚党”,和山东亓诗教的“齐党”皆依附于浙党。其它以地缘关系结成的党派还有‘宣党’和‘崑党’,这些合称“齐楚浙党”。齐楚浙党与东林党相互攻击,是为“东林党争”。

党争绵延数十年,几无宁日。《王学质疑》提要说:“夫明之亡,亡于门户;门户始于朋党;朋党始于讲学。”夏允彝《幸存录》在“门户大略”说:“自万历以前,未有党名,及四明(沈一贯)为,以才自许,不为人下,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流,蹇谔自负,每相持。附四明者,言路亦有人。而宪成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于趋之,此东林、浙党所自始也。”《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亦载:“党祸始于万历间,浙人沈一贯为相,擅权自恣,多置私人于要路;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高攀龙、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属,气节自许,每与政府相持。而高、顾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附之,此东林党祸所自始也。”

党争起源:京察之争

1593年4月(万历二十一年三月)由吏部尚书孙鑨、左都御史李世达和考功司郎中赵南星主持的癸巳京察,臣僚乘机徇私毁誉,结援同党,有大批的大臣被罢免,吏部文选郎吕胤昌、给事中王三余,均被斥黜,引起轩然大波。事后言官又劾论吏部稽勋司员外郎虞淳熙、兵部职方郎中杨于庭、主事袁黄袁了凡)。[2]

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东林党人杨时乔左都御史温纯主持乙巳京察,距癸巳已十二年,期间爆发了“楚太子案”,形成沈一贯沈鲤两大集团的斗争,沈鲤借机贬谪浙党官员给事中钱梦皋、钟兆斗及御史张似渠、于永清,沈一贯则称病闭门家居,最后内阁只剩朱赓一人,叶向高曾说“廊庙空虚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胜喜争,三也;多藏厚积必有悖出之衅,四也;凤声气习日趋日下莫可挽回,五也”。[3]

1611年(万历三十九年)辛亥京察,由年届八十的吏部尚书孙丕扬主持,徐绍吉、周永春等策划倾覆东林,被吏部右御郎王图制止。这时期朝廷的党争形成南党和北党之争,互相攻击,京畿道御史徐兆魁说:“东林所至,倾动一时,能使南北交攻,角胜党附”[4]。日后阁部大臣,长久缺员,万历帝亦置之不理,《资治通鉴三编发明》说:“楚宗事至是几十年矣,而廷臣犹以世卿右王之故,相继论劾,借端攻击,报复相寻,朝事已不可问”。叶向高先后上疏百余次,力陈:“今自阁臣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只存其二”,“陛下万事不理,以为天下长如此,臣恐祸端一发不可收也”。吏部尚书孙丕扬曾推荐沈鲤、郭正域、顾宪成、赵南星、高攀龙等,神宗一概不理。

1617年(万历四十五年)浙党吏部尚书郑继之主持丁巳京察,是神宗朝最后一次京察,齐(亓诗教、周永春)、楚(官应震、吴亮嗣)、浙(姚允文、刘廷元)三党大肆斥逐东林党人。至此朋党之争,愈演愈烈。

1620年(泰昌元年)的移宫案中,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拥立太子朱由校继位有功,赵南星高攀龙顾大章夏嘉遇周宗建等重新启用。1623年(天启三年)东林党人主京察,又逐齐楚浙党,明末考核京官的制度成为党争的工具。明末国子监祭酒倪元璐说:“其始天子静摄,听臣工群类之自战而不为之理,所谓鼠斗穴中,将勇者胜耳。故其时其血玄黄,时胜时败”[5]

1623年(天启三年)京察,赵南星掌吏部,力斥浙党、齐党、楚党等三党官员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等“先朝结党乱政”,议当罢黜。

东林党狱

明熹宗时,政治极度腐败,东厂提督太监魏忠贤自称“九千九百岁”,独揽大权,但是因魏忠贤受到东林党人的排斥,只好结合了齐、楚、浙党等失意的士大夫,组成阉党,因为反对者甚夥,忠贤施行恐怖统治,他控制厂卫特务机构,爪牙遍及各地,实行血腥镇压。他又拆毁全国书院,许多东林人物被迫害,朝野忠良尽去,边防将帅或贬或死,如熊廷弼被下狱问斩,不只是因为辽东失守,也是由于魏忠贤的陷害,最后以“坐赃行贿”罪遇害。天启六年,魏忠贤又逼死了高攀龙、杀害了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等东林七贤,东林书院被全部拆毁,讲学亦告中止。东林党在北京朝廷中显露了的势力几被消灭殆尽,时东林“累累相接,骈首就诛”,但东林党根基深厚,势力仍在,并且东林党南方的力量几乎未被触动,这也是日后崇祯登基后东林党反扑的力量来源。

明思宗继位后,对东林党的迫害才告停止,东林党在崇祯初年暂时抬头,但明思宗又说:“朕御极之初,撤还内镇,举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比者多营私图,罔恤民艰,廉谨者又迂疏无通。”在斩杀袁崇焕后,东林党的声势又告衰落。[6]皇帝最后只能信任宦官,阉党势力复起。

东林诸君子大都知直不知曲,对个人声名之看重甚于国家利益,争意气而不争是非,君臣之间尤喜意气用事,明神宗则因为立储一事与大臣反复较量,号称国本之争,最终虽屈服于众意,竟置宗庙社稷于不顾,深居后宫,不上朝理政达三十年之久。黄宗羲《明儒学案》说:“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东林中亦多败类,及攻东林者,亦间有清操之人。”“方东林势盛,罗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异者,诟谇随之矣。”凡不合东林人士法眼者,就被视为小人,齐、楚、浙党不一定心服阉党,但一时走投无路,大多投靠魏忠贤门下。魏忠贤的助手魏广微之父魏见泉生前和赵南星顾宪成是好友。魏广微当了大学士后,以子侄辈的礼数三次登门拜访,但赵南星却因为魏广微与魏忠贤有交情,绝不与通,更逢人便说“见泉无子”,以羞辱魏广微。于是广微深恨不已,怂恿忠贤镇压东林党人。近人高阳批评赵南星“正气可敬,却微嫌刚愎,行事直道而行,不说后果,因而把一些游离分子都逼到阉党那面”。美国学者贺凯(Charles O.Hucker)在《明末的东林运动》一文说:“明末东林运动的失败,代表传统儒家价值观念与现实恶劣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典型,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政治改革的士大夫团体。”

南明时期

东林党与阉党之争,一直延续到南明;阉党的阮大铖打击东林党人向来不遗余力,本来阮大铖和东林诸君子关系不错,但受到赵南星的打压,最后干脆倒向阉党。当时东林党人因为与国本之争时,与福王朱由崧的先人朱常洵有过节,力主拥立潞王朱常淓,所以史可法写信给马士英说明福王朱由崧“七不可立”,马士英却抢先拥立福王。史可法在东林党与阉党之间两难。传奇桃花扇》记载阮大铖刻意逢迎复社吴应箕沈昆铜沈眉生等人,结果反被责打一顿,后来阮成为南明重臣,立刻展开报复行动。

永历朝又有所谓吴楚党争,是瞿式耜与广东军阀李成栋、广西军阀庆国公陈邦傅之间的斗争,楚党的幕后人物为瞿式耜和李元胤袁彭年丁时魁蒙正发。吴党有堵胤锡、陈邦傅、王化澄朱天麟。堵胤锡等人主张联合原大顺军和大西军。何腾蛟、瞿式耜则排斥农民军。吴、楚党争使得南明与大顺军、大西军的战力始终无法整合,最后亡于清军之手。

南北党争

甚至是到了初都还有明末党争的阴影,如顺治时期冯诠陈名夏的北党与南党之争,冯诠原是依附魏忠贤的阉党,而陈名夏是东林党之后。清初大量引用明朝旧宦,明末党争的弊端在清初政局立即反映,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浙江御史吴达上疏弹劾阉党余孽冯铨及其党羽孙之獬等,给事中许作梅、庄宪祖等纷纷上疏支持吴达。多尔衮最初未表态,终于决定支持冯铨一派,公开申斥龚鼎孳,并将李森先革职。孙之獬也被革职,永不叙用。

康熙时,党争与满族权贵内部矛盾纠缠在一起,康熙时期的朋党主要有鳌拜党、明珠党、索额图党、皇子党等。康熙帝深知党争之害,但鉴于之间的矛盾,却也不加以整顿,他与满人贵族谈话总称汉人官员为“蛮子”,甚至骂道:“蛮子那(哪)有一个好人!”[7]「但谓明之亡、亡于太监、则朕殊不以为然。明末朋党纷争,在廷诸臣置封疆社稷于度外,惟以门户胜负为念,不待智者,知其必亡。」[8]

注释

  1. ^ 《明史》卷一一七,《赵用贤传》
  2. ^ 蒋平阶,《东林始末》。
  3. ^ 《明史·叶向高传》
  4. ^ 《国榷》卷八十一
  5. ^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六
  6. ^ 阎崇年,《明亡清兴六十年》
  7. ^ 李光地:《榕村续语录》“本朝时事”
  8. ^ 《清康熙朝实录》卷153

参考书目

参见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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