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百科

文化人类学本文重定向自 文化人類學

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人类学(对于人类的全貌视野研究)的其中四或五个分支之一。这个学科分支将文化视为有意义的科学概念。

文化人类学家探讨人类的文化变异性,搜集观察结果,这往往透过名为田野调查工作的参与观察,并检视全球的经济与政治过程对地方文化的影响。

人类学的“文化”概念,有一部分反映对于西方早先所抱持的文化自然相对立的这个论述,提出一个回应;依据这个论述,某些人群生活在一个“自然状态”。人类学家主张,文化就是人类的自然状态,而且所有人类都具备能力,分类其经验、以象征方式编码分类(亦即,运用语言),并可将这种抽象概念教导给其他人。

由于人类透过濡化(enculturation)与社会化等等的学习过程来习得文化,居住在不同地方或环境的人们,因而发展出不同的文化。人类学家也指出,透过文化,人们可采取非遗传方式,适应于他们的环境,因此生活在不同环境的人们,往往具有不同的文化。

文化人类学的兴起,发生在19世纪后期的脉络中,当时关于哪些文化是“原始”或哪些文化是“文明”的这类问题,不仅让卡尔·马克思西格蒙德·佛洛伊德深思,也让许多其他学者思索。殖民主义及其过程,逐渐让欧洲思想家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原始”他者[1]。不同人类彼此的相对地位,其中有些具备现代先进文化,包括引擎与电讯;然而其他的人群缺乏这类东西,而只有面对面沟通,并依然生活在旧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这是第一代文化人类学家感兴趣的议题。

与美国文化人类学同一时间,在英国兴起的一门学科社会人类学,将“社会性”(sociality)视为核心概念,将研究焦点放在关于社会地位与角色、群体、制度,以及它们彼此的关系。现在“社会文化人类学”(socio-cultural anthropology)这个统称,同时包括了文化人类学与社会人类学的传统[2]

简史

在二十世纪,大多数文化人类学家(与社会人类学家)转向精心制作民族志。民族志是一个写作文本,关联到个人在某个特定地点与时间。通常,人类学家确实长期住在另一个社会,同时参与观察这个群体的社会文化生活。

然而,许多其它的民族志研究技术,也存在于民族志书写或细节之中。文化人类学家也搜集物质资料,长期在图书馆、教会和学校研读记录,调查墓地,并解析古代的文字记录。一本典型民族志也包括自然地理、气候和栖息地的资讯。这是为了成就一篇对所探讨人群的全面书写,而且如今往往包含着民族志研究者透过一手与二手研究,所可能获致的,关于过去发生事件所能追溯的最长时间界线。

布朗尼斯劳·马凌诺斯基(他在超布连群岛进行田野工作并在英国教学)发展了这套方法,而且法兰兹·鲍亚士(他在巴芬岛从事田野工作,在美国教学)提倡这套方法。鲍亚士的学生援引他的文化概念与文化相对论(cultural relativism)概念,在美国发展文化人类学。同时,马凌诺斯基与阿弗列·芮克里夫-布朗的学生正在英国发展社会人类学。然而文化人类学聚焦于象征和价值;社会人类学聚焦于社会群体与制度。如今,社会文化人类学家都注意到这些所有的要素。

在二十世纪初,社会文化人类学在欧洲美国往不同型态发展。欧洲社会人类学家聚焦于观察社会行为与“社会结构”,亦即,在社会角色(例如夫妻或父子)和社会制度之中的人际关系(例如:宗教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政治人类学)。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聚焦于人们对于自己及其世界的观点,所具有的表达方式,特别是象征形式,例如艺术神话。这两种研究取向经常合而为一,而且往往彼此互补。例如,亲属关系领导功能,两者都是象征体系,也是社会制度。今天,几乎所有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家,都引用这两组前辈的作品,而且对于人们所做与人们所说,都同样抱持着兴趣。

民族志研究方法主导著社会文化人类学。不过,许多当代社会文化人类学家,拒斥了早年将地方文化视为有界线和遗世独立的民族志模型。这些人类学家继续关心在不同地区的人们体验并理解其个人生活的方式,但他们往往主张,学者不能仅由一个地方观点来理解这些特定的生活方式;反之,他们将这个聚焦于地方的观点,结合了掌握影响当地生活实情的更大规模政治、经济与文化架构的这项努力。这种方法的著名提倡者包括Arjun Appadurai, James Clifford, George Marcus, Sidney Mintz, Michael Taussig与艾瑞克·沃尔夫

在人类学研究和分析的一个正在成长的趋势,是多田野地点的民族志研究,在George Marcus的文章《世界体系之中/的民族志:多田野地点民族志的兴起》("Ethnography In/Of the World System: the Emergence of Multi-Sited Ethnography")有所讨论。将文化视为嵌合在一个全球社会秩序的宏观建构之中,多田野地点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在空间上与时间上,将传统的研究方法运用于不同地点。透过这种研究方法,当我们检视世界体系对地方社群与全球社群的影响时,能得到更好的了解。

在多田野地点民族志研究法之中,也兴起将跨学科研究方法引进田野工作中,包括来自文化研究、媒体研究、科学和技术研究,以及其他。在多田野地点民族志,研究追踪一个跨越时空边界的主题。例如,一个多田野地点民族志可能会追踪一个透过全球资本主义网络而传输的“事物”,例如一种特定商品。

多田野地点的民族志研究,也可能追踪在离乡状态的族群、出现于多重位置与时期的故事或传言、出现于多重民族志地点的隐喻,或是个人或群体在穿越空间和时间移动时的传记。它也可能追踪超越边界的冲突。多田野地点民族志的一个范例是Nancy Scheper-Hughes的作品,她探讨国际黑市的人体器官交易。在这项研究中,她追踪器官透过各种合法及非法的资本主义网络而传输的过程,以及在贫困的社区中流传的,有关儿童绑架与窃取器官盗窃的谣言与城市传奇故事。

社会文化人类学家逐渐将他们调查的眼光,转向了西方文化,例如,Philippe Bourgois在1997年赢得玛格丽特·米德奖,因为他对于在美国纽约哈林区Crack-den的企业家所做的研究。同时逐渐流行的研究是对于专业社群的民族志,例如实验室研究者、华尔街投资者、律师事务所、资讯技术的电脑雇员等。[3]

理论基础

文化概念

最早具人类学意义的“文化”词汇的清楚阐述之一,源自爱德华·泰勒爵士写在他1871年出版的书中第一页:“文化,或文明,以其广义、民族志意义来说,是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任何其他个人作为一位社会成员,所取得的能力与习惯之复合体。”[4]“文明”这词汇之后让给戈登·柴尔德赋予的定义,文化形成雨伞术语而文明成为一种特定类型的文化。[5]

社会进化论批判

人类学与世界上不同部分的人群生活有关,特别是涉及信仰与实践的论述。讲述这个问题时,19世纪的民族学家分成两个思想学派,一些学者,像是格拉夫顿·E·史密斯,主张不同群体无论如何必然学自另一个群体,但非直接地;换言之,他们主张文化特性从一个地方散布至另一个地方,或“传播”。

左边的单线演化模型当中,所有文化借由预设的阶段前进,但右边的多线演化模型强调独特的文化史。

其他民族学者主张不同的群体各有独立创造类似信仰与实践的能力。其中一些人提倡“独立发明”,如路易斯·亨利·摩尔根额外假设相似性意味着不同群体经历过社会进化论的相同阶段(另见古典社会进化论)。摩尔根,尤其承认特定的社会与文化形式可能无法早于其他形式出现。举例来说,工业化农业无法在简单农业之前被发明,以及冶金学的发展无法早于涉及金属(像是简单的地表收集或挖矿)的无提炼加工。摩尔根,像是其他19世纪社会进化论者,相信从原始到文明或多或少有着井然有序的进步。

20世纪的人类学家大多拒绝所有人类社会必须在相同秩序中经历过相同阶段的看法,理由是这种看法不符合经验事实。一些20世纪的民族学家,像是朱利安·史都华,替代主张这些相似性反映着对应类似环境的类似适应方式。虽然19世纪的民族学家视“传播”与“独立发明”为相互排斥与竞争的理论,大多数民族志学者迅速达成共识,认为这两种进程皆发生而且皆可弹性地说明跨文化相似性。但这些民族志学者也指出许多这类相似性只是表面。他们主张既使是借由传播方式扩散的文化特性,从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通常被赋予不同的意义与功能。罗纳德·道斯的多学门研究,对大量人类在大城市集中的分析,显示新研究方法应用在理解全球化世界的人类生活以及这如何因欧洲以外国家的行动所致,因此强调出伦理学在当代人类学的角色。

相对应地,这些人类学家大多表现出比起从这些文化自身的语汇中理解特定文化,他们对比较文化、概括人性或探索文化发展的普遍原则较不感兴趣。这类民族志研究者及其学生提倡文化相对论的观念,这个观点认为一个人如欲了解其他人的信仰与实践,只能从他或她所生活的文化脉络着手。

其他学者,例如克劳德·李维史陀(他同时受到美国文化人类学与法国涂尔干社会学所影响),他主张明显相似的发展模式反映了人类思想结构的基本相似性(参见结构主义)。到二十世纪中叶,有许多人群的例子跳过了某些发展阶段,例如在一个世代之内,就从狩猎采集者直接跳到后工业时代的服务业工作者,这样的例子之多使得十九世纪进化论受到有效地驳斥。[6]

文化相对论

文化相对论是由法兰兹·鲍亚士建立,作为人类学研究的准则,之后由他的学生们推广普及。鲍亚士最先在1887年强调这个观念:“...文明不是绝对的事物,而是...相对的,而且...我们的观念与概念只限于我们文明运作时才是真实的。”[7] 虽然他没有创造这个词汇,这却在鲍亚士于1942年去世后,人类学家们要表达鲍亚士发展出包含一大堆概念的综合论述时,成为共用的词汇。鲍亚士相信可以在任何亚种的关联中找到各种不同且重要的文化事物,这关系是如此广大与普遍存在的,因此文化与种族之间是无法只是一种关系。[8]文化相对论牵涉到各种明确的知识论与方法论主张,这些主张是否需要明确的伦理学立场是处于争论的事。这个准则不应与道德相对论混淆。

文化相对论曾是对西方我族中心论回应的一部分。我族中心论通常有明显的形式,即个人相信他自身民族的艺术创作是最美,价值观是最高尚的,信仰是最真实的。鲍亚士最初受物理学地理学学科训练,深受康德赫德洪保德思想影响,主张文化通常对个人发挥中介的角色,因此限制个人在不明显领域上的看法。这种文化的理解与人类学家遭遇时会出现两个问题:首先,如何逃脱自身文化无意识的束缚,这件事不可避免地造成我们对这世界的看法与反应的偏见;其次,如何清楚认识一个不熟悉的文化。文化相对论原则因此迫使人类学家发展创新的方法及启发式策略。

鲍亚士与他的学生们了解到如果他们要在其他文化进行科学研究,他们需要运用可以帮助他们摆脱受限于我族中心论的方法。这其中一种是民族志:简单来说,他们提倡与另一个文化的人群生活一段长时间,因此学习当地语言及濡化,得以至少部分地进入这个文化。这脉络下,因为是在特定人类信仰与活动的理解下,呼喊对当地文化脉络的注意力,文化相对论有着基础方法论的重要性。因此,维吉尼亚·黑尔(Virginia Heyer)在1948年写到:“文化相对性,以最不修饰的抽象方式表达,乃陈述部分对全体的相对性。部分借由在全体的位置增加其文化重要性,而且无法在不同的状态下保持完整性。”[9]

理论研究方法

与社会人类学比较

指标性的“文化”人类学通常运用在全貌观研究方法的民族志成果,这朝着文化影响个体经验的方法,或以提供一个知识、习俗及人群制度的周全观点为目标。“社会”人类学这词汇则运用在尝试分隔出一个社会关系特殊系统的民族志成果,这些关系由家户生活、经济、法律、政治或宗教组成,赋予社会生活组织基础分析的优先权利,并将文化现象视为某种次于社会科学调查主议题的题目处理。[10]

社会人类学在英国及法国发展成为学术专业,这与文化人类学在美国兴起相似。[11]

奠基思想家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 (1818–1881),一位来自纽约州罗彻斯特的律师,成为易洛魁人的倡议者及民族志学者。他对宗教、政府、物质文化以及着重亲属模式的比较分析结果成为对人类学领域影响深远的贡献。如同他所处时代的其他学者(像是爱德华·泰勒),摩尔根认为人类社会可以依前进的等级,被分类成几个文化演化的范畴,从“蒙昧”到“野蛮”到“文明”。大致上,摩尔采用科技(像是弓箭制作或陶器)作为在等级上标记位置的指标。

法兰兹·鲍亚士,现代学科的创建者

法兰兹·鲍亚士 (1858–1942), 现代人类学的先驱之一,通常尊称为“美国人类学之父”。

法兰兹·鲍亚士 (1858–1942)以反对摩尔根演化观点的立场建立美国学院派人类学。他的研究方法是经验论、对过度化约持怀疑态度以及回避建立普遍原则的企图。 举例来说,鲍亚士研究移民孩童以证明生物上的种族并非不可改变的,而且人类行为举止源自于后天教养而非天性。

鲍亚士受德国传统影响,认为世界充满各种明显不同的“文化”,而非以他们有多少“文明”衡量演化程度的社会。他相信每个文化要从其特殊性当中展开研究,并主张跨文化的普遍性论述,像那些自然科学所做的方式,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样,他对抗对移民、黑人及美国原住民族的歧视。[12] 许多美国人类学家采用他的政治理念推动社会改革,而且种族理论在今天仍是广受人类学家们欢迎的主题。所谓的“四大分支”源自于鲍亚士学派人类学将学科分为社会文化、生物、语言及古代(意即考古)人类学这四个关键且相互连结的领域。人类学在美国仍持续深受鲍亚士传统影响,尤其是其强调文化的面向。

玛格丽特·米德 (1901–1978)

克鲁伯、米德与潘乃德

鲍亚士运用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以及美国自然史博物馆的职位训练与开发多个世代的学生。他第一代学生包含阿弗烈·克鲁伯罗伯特·罗伊爱德华·萨丕尔以及露丝·潘乃德,每位皆产出丰富详尽的北美原住民文化研究。他们提供大量的细节资讯作为攻击单线演化过程理论之用。克鲁伯与萨丕尔专注在美洲原住民语言的研究帮助将语言学建立为一门真正的一般科学并从印欧语系的史学焦点中解放出来。

阿弗烈·克鲁伯出版的教科书《人类学》(1923年)标志着一个美国人类学的转戾点。积累三十年的研究材料后,鲍亚士学派感到对化约的迫切需求逐渐增长。这在较年轻的鲍亚士学派学者如玛格丽特·米德露丝·潘乃德所完成的“文化与人格”研究中最明显。受到西格蒙德·佛洛伊德卡尔·荣格等精神分析心理学家影响,这些学者寻求对个人成长当中受较广阔的文化及社会力量形塑人格的理解方式。

虽然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1928年)及潘乃德的《菊花与剑》(1946年)等研究成果仍受美国公众欢迎,米德与潘乃德却从未对人类学这学科产生如大家预期般的影响。鲍亚士曾计划让潘乃德承继他担任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主任,但她却被排挤而由拉尔夫·林顿接替,[13]至于米德则受限于她在美国自然史博物馆的职位。[14]

沃尔夫、萨林斯、西敏司,以及政治经济学

人类学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中期逐渐倾向追随自然科学建立研究模型。一些人类学家,如洛依德·法勒斯和克里弗德·纪尔兹聚焦在由新近独立国家发展的现代化过程。其他人,如朱利安·史都华莱斯利·怀特聚焦在社会如何演化及适应所在的生态环境——一种由马文·哈里斯推广普及的研究方法。

经济人类学作为深受卡尔·博兰尼影响,并由马歇尔·萨林斯及乔治·道尔顿挑战标标准新古典经济学

纪尔兹、许奈德,以及诠释人类学

引用文献

  1. ^ Rosaldo, Renato.Culture and Truth. 1993. Beach Press.
  2. ^ Campbell, D.T.(1983)The two distinct routes beyond kin selection to ultrasociality: Implications fo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The Nature of Prosocial Development: Theories and Strategies D. Bridgeman(ed.), pp. 11-39, Academic Press, New York
  3. ^ 论文摘要[1]
  4. ^ Tylor, Edward. 1920 [1871]. Primitive Culture. Vol 1. New York: J.P. Putnam's Sons.
  5. ^ Magolda, Peter M. The Campus Tour: Ritual and Community in Higher Education. Anthropology & Education Quarterly. March 2000, 31: 24–46. doi:10.1525/aeq.2000.31.1.24.
  6. ^ Diamond, Jared. Guns, Germs and Steel.
  7. ^ Levitsky, Steven; Murillo, Maria. Variation in Institutional Strength.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9, 12: 115–33. S2CID 55981325. doi:10.1146/annurev.polisci.11.091106.121756可免费使用.
  8. ^ Archived copy. [2007-06-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7-06-13).
  9. ^ Heyer, Virginia. In Reply to Elgin William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48, 50 (1): 163–66. doi:10.1525/aa.1948.50.1.02a00290可免费使用.
  10. ^ Anthropology for beginners: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18 March 2014]. Academic blog post explaining the similarities/differences between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11. ^ Ho, Karen. Liquidated: An Ethnography of Wall Street. Contemporary Sociology: A Journal of Reviews. 2009, 41: 739–47.
  12. ^ Stocking, George W. (1968) Race, Culture, and Evolution: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London: The Free Press.
  13. ^ Mead, Margaret. Ruth Benedict: A Humanist in Anthropolog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55. ISBN 978-0-231-13491-0 (英语). Ruth Benedict Ralph Linton,. 已忽略未知参数|url-access= (帮助)
  14. ^ Lutkehaus, Nancy. Margaret Mead: The Making of an American Ic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ISBN 978-0-691-00941-4 (英语). margaret Mead. 已忽略未知参数|url-access= (帮助)
  15. ^ Fanon, Frantz. (1963)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transl. Constance Farrington. New York, Grove Weidenfeld.
  16. ^ Nugent, Stephen Some reflections on anthropological structural Marxism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Volume 13, Number 2, June 2007, pp. 419–31
  17. ^ Lewis, Herbert S. (1998) The Misrepresentation of Anthropology and its Consequence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0:" 716–31
  18. ^ Geertz, Cliffor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Basic Books. 1973: 5. 已忽略未知参数|url-access= (帮助)
  19. ^ Roseberry, William. "Balinese Cockfights and the Seduction of Anthropology" in Anthropologies and Histories: essays in culture, hist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9: 17–28.
  20. ^ Carsten, Janet. After Kinship.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8–20. 已忽略未知参数|url-access= (帮助)

相关主题


本页面最后更新于2021-06-15 13:27,点击更新本页查看原网页。台湾为中国固有领土,本站将对存在错误之处的地图、描述逐步勘正。

本站的所有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等全部转载于维基百科(wikipedia.org),遵循 维基百科:CC BY-SA 3.0协议

万维百科为维基百科爱好者建立的公益网站,旨在为中国大陆网民提供优质内容,因此对部分内容进行改编以符合中国大陆政策,如果您不接受,可以直接访问维基百科官方网站


顶部

如果本页面有数学、化学、物理等公式未正确显示,请使用火狐或者Safari浏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