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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
明朝士大夫画像
明朝士大夫画像
中文名称
繁体士大夫
简体士大夫
汉语拼音Shìdàfū
日文名称
日文汉字士大夫
假名したいふ
韩文名称
谚文사대부
韩文汉字士大夫
文观部式Sadaebu
马赖式Sadaebu
越南文名称 ()
国语字Sĩ đại phu
喃字士大夫

士大夫是传统中国朝鲜越南琉球等社会对具有一定声望和地位的知识分子官吏之统称。官员选拔制度(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度)是其形成的制度基础。士大夫既是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同时又是社会上层文化艺术等的创造者和传承者。中国将人分为贵族和平民,平民又分“士”、“农”、“工”和“商”四种。 “士人”,则是对读书人的统称。既包括贵族(地主阶层)中的读书人,也包括没有官衔的平民士人[1]。士人属于“劳心者”。孟子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反映了这些地区传统社会对“士人”身份的推崇。

词义

“士大夫”一词,由周代封建制度中“大夫”和“”两个称号演变而成[2]。“士”于殷商、西周时,和平时期任官吏,争战时为兵卒,文武相通。战国时期,全民皆兵,士人不复有保卫国家的责任,演变为文人、官僚性质,成为保卫文化学术尊严之士。[3]西汉前期,“士大夫”一词主要指武人或军官;其后士族兴起,及至东汉,“士大夫”乃成为士族、官员豪族的通称。[4]

特点

地位

士大夫属统治阶层,一般拥有官衔,出现确立科举制的唐代,并在宋代取得稳固的社会地位。经济方面,士大夫多是地主,田地却不是其必要条件。士大夫的特征是知识,拥有儒学教养,即读书人。正因其儒学教养,士大夫有资格通过科举而从政。[5]

四民之中,士属特权阶层,士大夫可透过仆役提出诉状。即使被告,审案时被州县拘捕的,基本上也是仆役。对士人不可单呼其姓,必须使用某“省元”的称呼。有些士大夫和士人滥用权位,成为“武断乡曲”的豪强、“形势户”,勾结地方官控制地方。[6]

士大夫是官场的成功者,财产主要视乎官职大小,仰赖俸禄[7]科举的推行,使朝廷上领导的家族时有变换。如北宋初期李宗谔一家三代显赫,宋真宗已觉了不起。往往在四、五代之间,士大夫家族就完成了由兴至衰的历程。[8]

功能

士人是支撑社会、维持乡村秩序的中坚力量,也是官僚士大夫的“预备军”。[9]理学家认为,士人理想的处世方式是:1.轻财急谊,并不吝啬,援助族人、乡里中的穷人;2.调停纷争,据理调停族人、乡里的种种纷争,不必上诉地方官;3.轻视功名利禄;4.志在性理之学;5.合乎礼教。如有官职,则应有能力处理不法行为,作风清廉。[10]

理想的“士大夫”怀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语)的崇高道德使命感。因此,政治是他们人生的第一要务;但同时,他们的文化素养也决定了他们是文学书法绘画篆刻古董收藏等等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创造者。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文人画”,由于宋徽宗个人的爱好而大力提倡士大夫投入绘画创作。这进一步提高了绘画的文化品位和艺术性。宋代以后,一般历代的大诗人、大画家、大书法家,绝大多数也都是曾在政府中担任要职的官员。如苏轼米芾蔡京等等。像唐朝的李白那样,没有太多政治经历,全凭诗文著名的“自由知识分子”几乎绝迹。

中国

先秦之士

”,在西周、春秋时是封建统治公职者之称、为封建阶级之一,多为卿大夫的家臣。西周时代,士为封建制度下的一种阶级身份,在卿大夫之下,庶民之上。春秋末年以后,逐渐成为统治阶级中专业与知识分子的统称。

春秋战国时期,是“士人”的形成期,提出“士”的理论标准的是孔子。《论语·子路》子贡问:“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孔子答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泰伯章》:“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就是说,重视道德操守、严于律己、忠君爱国的人就可以称为“士”。“士”和“君子”的概念有时基本上是重叠的,若细分,则“士”的德行修养要比“君子”略低,也可以说“士”是有志于成为“君子”的人[原创研究?]

荀子对“士”的分辨更为详细,他所谓“古之仕士”“古之处士”(《荀子·儒效》),便是清流。荀子对士最明确的要求是“从道不从君”。士参与政治,要以儒家的基本价值追求、仁义之道为依归。这亦即孔孟在荀子之前所确立的基本士则:士志于道。[11]这种“士”的精神,在实践上可以是“侠士”。如刺杀秦王嬴政失败的荆轲,在出发前就立下豪言:“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种为了君王托付的使命,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的豪迈气概和高洁品质被作为精神典范。这和孔子的主张也是一致的。

春秋战国群雄割据,战乱频繁。各国有名有钱的诸侯贵族,如春申君孟尝君等,都以“养士”为时尚,最多时可达数千人,还互相攀比炫耀。“毛遂自荐”的典故说明,当时的“士”并没有特别的标准,泛指具有一定异于常人才能的民间人才。他们往往出身于贫寒之家或没落的贵族,靠自己的一技之长依附于贵族,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有着书立说的学士,有为知己者死的勇士,有懂阴阳历算的方士,有为人出谋划策的策士等。甚至是自称有才,也可以说服贵族,成为“士族”之列。如:荆轲为燕太子丹刺秦王、冯谖客孟尝君、苏秦连横等。

汉代至唐代

西汉儒生董仲舒说服当时的汉武帝,不以祖制黄老之术治国,改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从此,孔子及其弟子的儒家学说开始成为以后各代上的主流哲学。(注意:儒学在各代的地位和受重视程度不同)孔子的学说鼓励知识分子“入世”,即直接做官参与政治,来报效君王和国家。汉代的官员选拔制度还不十分完善,主要是王室贵族推荐一些品德高尚的人才进入政府。比如,以“”出名,被选拔为官员就很常见。“举孝廉”往往是选拔官员的标准,而考试不是必须的。

东汉士大夫,部分源自服膺儒学的地方豪族,如汝南袁氏、弘农杨氏、河内司马氏。这些士大夫阶层遵行名教(君臣、父子等),符合孝友、礼法等道德标准,特别着重孝道,到西晋,与司马氏一起组成晋朝的统治集团。[12]

魏晋时期,出现了著名的“竹林七贤”。他们既有很高的文学、艺术造诣,又有高洁的道德操守,但一方面又狂放不羁,放浪形骸。他们中的许多人情愿醉酒而死,也不在腐败的朝廷中工作。在权势与道义发生冲突时,一定会“乐其道而忘人之势”(《孟子·尽心上》),这种精神气质对孔子的“士”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即如果政治黑暗,那么因为不愿同流合污而远离政治,醉心于文学艺术,也是符合“士”的操守的,即“隐”。这种精神也可在老庄哲学中找到母体。“魏晋南北朝之士大夫尤多儒道兼综者,则其人大抵为遵群体之纲纪而无妨于自我之逍遥,或重个体之自由而不危及人伦之秩序也。”[13]

宋代

虽然隋唐时期就有了科举制度,但真正意义的士大夫,是在武则天大开科举以后,逐步形成的文化群体。到了宋代,科举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如此,哲学精神的传承有了制度上的保障,“士大夫”(或称“士)这一群体应该说在宋代正式形成了。[14]

宋初诸帝提倡文学,广开科举,读书风气大开,士人纷纷应举,经科举起家而得官职,成为士大夫。北宋士族尽是新兴,绝少源自唐代大族。从晚唐到北宋,名族贵胄为官者,由76.4%降至13%;寒族为官,则由9.3%增至58.4%。[15]宋代士大夫占人口1-2%,支配了田地、教育和政权,乃至间接控制商业。[16]

士大夫科举中进士,社会地位即大为提升,较大族或豪族为高,享有法律特权,衣冠与庶民不同,全家以至族人都大大得益。[17]士大夫享有免除劳役及其他特权,亲属众多,并掌握农村财富。[18]取得官位的家庭,成为“官户”,与民户不同,有时也称“形势户”,即地方上的有势力家族。[19]

宋代士大夫是否地主阶层,学者有不同看法。陶晋生指出,经济方面,士大夫不一定与庶民有分别,很多士大夫是地主,但不都是,有些士大夫并不置产。[20]Zurndorfer(宋汉理)则强调士大夫田产较多。家族财产愈多,中举机会也愈大。中举和保持官户地位,有赖教育,教育又有赖于田地,宗族拥有田产,收入固定,便可致力于教育。因此士大夫往往留下田产,成为家族后人的固定收入,为成功铺路。中举后,部分家族成员甚或会转而从商。[21]

元明清

明朝科举考试中的皇帝,能在科举中层层上攻到殿试成为天子门生是士大夫的最高荣誉。

宋代程朱理学的发展进一步强化、发展了儒家思想,占据了哲学的主流地位。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得文化考试成了做官的唯一合法途径。“学而优则”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开始成为读书人信奉的格言。反过来说,政府官员也必须是饱读儒家诗书经典的文化人。这从政治制度上保证了“士大夫”群体必然是一个精英知识分子阶层

影响

消亡

士大夫阶层和“科举制度”相伴相生。科举制度的撤消,也就意味着士大夫阶层失去政治制度保障。清末(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在内忧外患中已经面临全面崩溃。1905年9月2日,慈禧上谕明告:“著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此事件标志着科举制度的结束。随着世界范围内工业革命的影响和中国国内西学东渐的进行,传统士人之所学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再加上科举制度的取消,使之失去了“学而优则仕”的上升通道,传统士大夫和士人阶层在中国走向瓦解。

后人评价

  • 中国历史学者周非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历来统治者软硬兼施的政策之下,逐渐丧失他们的独立思考精神与宽广的视野;由春秋时代文武双全、讲究理念原则的“士”,蜕变成为了追求个人功名不择手段的“策士”;秦汉以后,再由“策士”蜕变为皇权服务的“谋士”;隋唐建立科举制度以后,“谋士”进一步蜕变为熟读圣贤文章、写好策论和八股文“进士”;元明以后,朝廷所办的科举以“四书五经”为主,“进士”的治国本领、道德修养、独立思考等,又进一步沉沦[22]。周非详细审视先秦以来几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知识分子[23],然后断言:两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其实是一部独立思考、学术研究、道德修养多方面的沉沦史。

注释

  1. ^ 近藤一成:〈宋代的士大夫与社会〉,页217;陶晋生:《北宋士族》,页5。
  2. ^ 国语·晋语四》:“公食,大夫食,士食,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
  3. ^ 唐君毅著,《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台北三民书局,1974年3月,第108页
  4. ^ ***:〈东汉政权之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页281-284。
  5. ^ 近藤一成:〈宋代的士大夫与社会〉,页217。
  6. ^ 近藤一成:〈宋代的士大夫与社会〉,页240-241。
  7. ^ Johnson:〈世家大族的没落〉,页290-291。
  8. ^ Johnson:〈世家大族的没落〉,页305、280。
  9. ^ 近藤一成:〈宋代的士大夫与社会〉,页240-242。
  10. ^ 近藤一成:〈宋代的士大夫与社会〉,页236-237。
  11. ^ “士君子”的清流遗风
  12. ^ 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演讲录》,页1-5。
  13. ^ ***:《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
  14. ^ 《余英時訪談錄》. 中华书局. 2012年9月: 页28–29.
  15. ^ 陶晋生:《北宋士族》,页1-4。
  16. ^ Zurndorfer:〈《新安大族志》与中国士绅阶层的发展〉,页296。
  17. ^ 陶晋生:《北宋士族》,页12-13。
  18. ^ Zurndorfer:〈《新安大族志》与中国士绅阶层的发展〉,页279-280。
  19. ^ 陶晋生:《北宋士族》,页22-25。
  20. ^ 陶晋生:《北宋士族》,页23-25。
  21. ^ Zurndorfer:〈《新安大族志》与中国士绅阶层的发展〉,页282-283。
  22. ^ 周非/著,《中国知识分子沦亡史》,远流出版社,2012年4月,第40~41页。
  23. ^ 其在《中国知识分子沦亡史》书里审视先秦诸子、贾谊董仲舒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朱熹王阳明唐寅李贽方以智黄宗羲等数十位知识分子。

参见

参考书目

  • ***:《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东汉政权之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第217-286页。
  • 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演讲录》(合肥:黄山书社,1987)。
  • 近藤一成著,孙晓艳等译:〈宋代的士大夫与社会〉,载近藤一成编:《宋元史学的基本问题》(北京:中华书局,2010),页215-245。
  • David Johnson著,耿立群译:〈世家大族的没落——唐末宋初的赵郡李氏〉,载陶晋生等译:《唐史论文选集》(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0),页231-339。
  • 陶晋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台北:中央硏究院历史语言硏究所,2001)。
  • Harriet Zurndorfer(宋汉理)著,叶显恩等译:〈《新安大族志》与中国士绅阶层的发展(800-1600年)〉,载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页237-313。
  • 阎步克.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 7-301-02903-9.
  • 阎步克. 《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ISBN 710801503X.
  • 赵园. 《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 7301039573.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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