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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故宫博物院本文重定向自 國立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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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故宫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英文)
(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 (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政府机构
ROC National Palace Museum Logo.svg
基本资讯
所属部门行政院[1]
员额502人(2020年)[2]
授权法源行政院组织法[1]
国立故宫博物院组织法[3]
主要官员
院长吴密察[5]
副院长黄永泰(政务)余佩瑾(常务)[5]
主任秘书卓琇琴[6]
任命者行政院院长提请总统任命[4]
任期特任简任[a]
组织编制
内部单位7处[b]、5室[c]
成立沿革
成立日期1925年10月10日(京兆地方)[8]
1965年11月12日(台北开幕)[9]
NationalPalace MuseumFrontView.jpg
国立故宫博物院在台湾的位置
国立故宫博物院
国立故宫博物院北部院区建筑和位置图
地址 (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2段221号[7]
经纬度25°06′07″N 121°32′55″E / 25.10191°N 121.54872°E / 25.10191; 121.54872
馆藏规模698,736件册[10]
参观人数4,881,635人次(2019年)[d]
公共交通Taipei Metro Line R.svg 淡水信义线士林站(1号出口)转红30、255、300、304、815、小18、小19、市民小巴1公车
Taipei Metro Line R.svg 淡水信义线台北101/世贸站(4号出口)转KKday Express直达专车
Taipei Metro Line BR.svg 文湖线剑南路站(1号出口)转棕20公车
Taipei Metro Line BR.svg 文湖线大直站(3号出口)转棕13公车
Taipei Metro Line BL.svg 板南线捷运市政府站(2号出口)转蓝7公车
台北市双层观光巴士(蓝线) [e][11]
网站www.npm.gov.tw 编辑维基数据链接
Southern Branch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Entrance slope.jpg
国立故宫博物院在台湾的位置
国立故宫博物院
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建筑和位置图
地址台湾嘉义县太保市故宫大道888号[7]
经纬度23°28′22″N 120°17′34″E / 23.472778°N 120.292778°E / 23.472778; 120.292778
公共交通高铁嘉义站(2号出口)转105、106、166、1687235黄9、33[f]7211、7212公车[g]
ROC Taiwan Railways Administration Logo.svg 台铁嘉义火车站(前站)转7303、7320、7326[h]7226公车[i]
网站www.npm.gov.tw 编辑维基数据链接

国立故宫博物院,简称故宫博物院),俗称台湾故宫博物院[j]台北故宫博物院[k],别名中山博物院[l],为台湾最具规模的博物馆以及台湾八景之一[17],也是古代中国艺术史汉学研究机构。[16][18][19][20]馆舍坐落在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2段221号和台湾省嘉义县太保市故宫大道888号[7],一年可接待超过614万人次的参访旅客,曾位列2015年全球参观人数第六多的艺术博物馆[d]

国立故宫博物院是隶属于行政院中央二级机关,故宫院长为特任官,视同部会首长[1][4]它的前身是成立于京兆地方(今北京紫禁城外廷的古物陈列所[21],2020年11月05日在紫禁城内廷另外组织了故宫博物院[8][22],后来因为抗日战争爆发辗转迁移至南京四川等地,古物陈列所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裁撤并入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m]。随后第二次国共内战冲突导致时局再陷动荡,包括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在内的6个机构于是在1948年11月10日决定迁往台湾,几经改组易名,最终由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和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并为国立故宫博物院,1965年11月12日在台北现址复院开幕。[23][24]此后,博物馆致力打造成为文化创意产业加值应用的虚拟博物馆,馆舍也历经多次整修扩建,位在嘉义的南部院区业于2015年12月28日启用营运。[25]

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为数近70万件册的艺术品和文物[10],大部分是原先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国立北平图书馆等机构所藏来自紫禁城、盛京行宫避暑山庄颐和园静宜园国子监等处皇家旧藏;另有部分是编列预算购置,接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归还部分文物,以及透过各界捐赠和征集而来。藏品时间跨度涵盖新石器时代至今长达8,000年[26],各类藏品分别交由器物处、书画处、图书文献处和南院处等4个策展部门管理,当中以长篇铭文青铜器、古代早期的名家书画、善本古籍和官窑瓷器等搜藏最具影响力。[19][27][28][29][30]展厅内是按照文物类别以编年方式系统性地陈设5,000余件展品,器物类展件相隔半年至2年轮换一次,书画和图书文献类展件为每3个月定期更换[n][32][33]

历史

京兆成立

(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成立后,临时政府清廷达成《清室优待条件》协议,允许用外国君主礼节对待退位后的清朝宣统皇帝溥仪,并供给岁用400万银圆皇族和他们的下属可以暂时居住在紫禁城内廷,于是溥仪宣布退位。[34]后来金绍城在内务部总长朱启钤任内提议筹备古物陈列所,内务部便指派杨乃庚和治格等人会同清室内务府人员,将热河避暑山庄和盛京行宫内3,150箱约234,100余件文物分13批移至紫禁城外廷[o]。1913年12月24日颁布《古物陈列所章程》;隔年2月4日在武英殿配殿成立古物陈列所[p],后续几座外廷建筑也划入作为办公和贮藏之用,武英殿和敬思殿内部则改建为陈列室,陈设古代皇室的搜藏,于10月11日下午2点开放各界参观。[35]

溥仪在铺盖内夹带〈快雪时晴帖〉离宫,遭驻卫步兵查获扣留。[37]
为了推广展览,特于1930年5月20日邀请外交使节团,以及北平市军政要人、各机关人员和社会贤达等宾客到御花园参加游园会。[38]

溥仪虽居于内廷,却常以赏赐其弟溥杰和旧臣想要借阅欣赏等名义,挑选内务府贵重且便于携带的珍藏,利用溥杰和溥佳放学时机夹带出宫,辗转存放在天津长春的私宅;期间[q]造成1,353件书画(其中手卷1,285件、册页68件)及502函、210部善本古籍流失宫外。[39]清室小朝廷共和制并行与现实多所抵触,且岁币虚耗国库,于是黄郛摄政内阁和溥仪商定《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后由京畿警卫司令鹿锺麟奉命将废除皇帝尊号的溥仪逐出紫禁城。同年11月20日,以委员长李煜瀛为首的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由10名政府代表、5名清室代表,京师警察厅、高等检察厅和京兆教育会各派1名监察员共同议定《点查清宫物件规则》,并分组会同专家及事务员严加执行点查和登录宫内文物的工作。[40]

孙文辞世后,清室遗老复辟势力亟欲恢复《清室优待条件》。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发动北京政变。11月5日,鹿锺麟奉大总统黄郛之命令,带领军队占领紫禁城,要求溥仪签署宣统皇帝取消皇帝尊称和离开紫禁城。1925年9月29日,为了避免溥仪再度入宫造成文物外流,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李煜瀛于是在召集全体委员会议,会中决议尽速成立故宫博物院。同时拟定了《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设立古物馆和图书馆,采取董事会监督和理事会管理制度;据此又拟定《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章程》和《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章程》,遴选21名董事和9名理事,公推李煜瀛为理事长并主持院务,最终择定故宫博物院在当年国庆日揭幕以示双重纪念[r]。开幕当天上午9点先开放民众参观,下午2点才在乾清门内举行典礼仪式;内部至乾清宫神武门作为故宫博物院正门,外廷部分仍是古物陈列所。[8][22][41]1926年318惨案后,董事和理事的联席会在3月26日推定庄蕴宽卢永祥共同担任维持时期维持员;后来又历经故宫保管委员会委员长赵尔巽、故宫博物院维持会会长江瀚和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委员长王士珍等3次改组和人事异动。[42]

国民革命军北伐平定京兆地方后,国民政府易培基在1928年6月26日接收故宫博物院。[43]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经亨颐旋即在隔日提案废除故宫博物院、筹备中央逆产处理委员会来处理拍卖或移置故宫文物,以及在南京成立中央博物院;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s]委员长张继为此呈文给中央政治会议驳斥抗议。国民政府后来在10月5日公布《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和《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条例》,新设秘书处、总务处和文献馆,故宫博物院改直隶于国民政府,委员会制改为院长制,理事会成为院内议会和监督机关;10月8日又任命37名理事,并推李煜瀛为理事长,易培基为院长,易培基、张继和李宗侗为常务委员;此举形同间接否决了经亨颐的前两项议案。[45]

避战流离

南京筹备

崔白透过敏锐观察,捕捉到两只山喜鹊向闯入领域的野兔鸣叫示威和对峙瞬间的〈双喜图〉。[46]

关东军发动918事变东北后,国民政府着手文物南迁计划。隔年,关东军攻陷热河且进逼北平[t],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议古物南运,将院藏文物精华立即装箱并捆扎停当。[48][49]随后李宗侗先行至南京筹备,经请示代理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决定文物落脚上海[49]但反对南迁者以周肇祥为首的部分北平人士,聚众在太和门演讲与示威阻挠,后遭到北平当局制止。[36]

随着华北情势告急,北平在1933年2月5日夜间宣布戒严,装箱文物连夜被几十辆板车轮流运上火车,于隔天黎明启运。沿途有100名军政部宪兵和若干名院内警卫荷枪实弹戒备,由平汉铁路陇海铁路再沿津浦铁路南下,首批文物在吴瀛和那志良等人押运停靠南京下关;3月中旬才将档案运到行政院大礼堂暂时落脚,古物和图书另以招商局江靖轮运抵上海法租界天主教堂街仁济医院内存放[50]。随后马衡袁同礼沈兼士俞同奎等人各押一批运抵,[51][52]至5月15日止,共有5批文物抵上海,分别来自故宫博物院13,491箱[u]、古物陈列所5,415箱、颐和园640箱与国子监11箱,合计19,557箱。同时又另外在英租界四川路向业广公司租了一层仓库,[50][53]南迁各单位人员随后于文物存放地点就近承租数栋公寓作为宿舍和办事处,并在上海办事处主任欧阳道达带领下持续对南迁文物清点和重新审定编目的工作。[54]

(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教育部于1933年4月选在南京北极阁中央研究院成立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55][v],拟定《国立中央博物院暂行规则》,由傅斯年担任筹备处主任,翁文灏李济周仁分别为自然、人文与工艺3馆主任。李济在隔年7月接替筹备处主任,随后成立中央博物院建筑委员会,由9名委员推选翁文灏出任委员长;7月26日又推傅斯年、张道藩丁文江为常务委员,梁思成为专门委员;并在8月4日致函南京市政府,拟征收土地作为博物院。10月5日,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将古物陈列所文物划入国立中央博物院人文馆。[21]隔年,《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暂行组织条例》公布,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隶属国民政府行政院;继又在4月4日于南京召开理事会,蔡元培任理事长,马衡实际授任院长[w][58]12月,理事会通过了沈兼士和王世杰南京朝天宫成立南京分院与修建库房的议案。[59]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1935年4月收到南京市政府函复后,主体建筑6月初便动工兴建,11月1日起施行《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暂行组织规程》。同年,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着手筹画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参展事宜[x]。朝天宫库房新建工程接着在1936年3月展开。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稍后在4月15日成立理事会,会中拟定通过《国立中央博物院理事会议事细则》和《国立中央博物院各馆组织暂行通则》,由教育部会同中央研究院聘请13名理事,推定蔡元培为理事长,傅斯年为秘书。同年7月,国立历史博物馆所属南迁文物并入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v]。存放上海文物在12月17日全数迁入朝天宫地库,并于次年1月1日成立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北平和上海两办事处随即撤销。之后因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敌机对南京频繁轰炸,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工程被迫在8月底停工。[21][55]

昔日唐玄宗为躲安史之乱,曾循栈道走避蜀地,一如〈明皇幸蜀图〉所描绘的情节。[61]
途经川陕公路须改换汽车运输;每辆车只能载20余箱文物。由于路基冲毁、桥梁折断,西迁北路尤为艰辛。[62]

西迁四川

淞沪会战爆发次日,迁运南京和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物先后分南、中、北3路西迁[y]。南路80箱文物是5月17日刚结束伦敦展览会运抵南京的精品,加上未提选赴展的〈散氏盘〉和〈快雪时晴帖〉等诸多传世孤品要件[60],随即登上由庄严那志良和曾湛瑶等人押运的招商局建国轮,经南昌汉口,在武昌转汽车抵长沙,存放在湖南大学图书馆地下室;[63][64]隔年11月运往桂林;1938年1月31日迁至贵阳六广门一处花园内;隔年2月又移至安顺华严洞存放,由庄严出任安顺办事处主任,[63]期间拣选了100件贮于洞中的文物赴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参加“中国艺术展览会”;[z]1944年冬再迁往四川巴县[66]

中路9,370箱文物,由杭立武和杨师庚等人押运招商局江安轮与英商黄埔轮沿长江水路,先后在1937年11月9日和12月2日运抵汉口;后仓促从宜昌运至重庆,暂时存放在四川禁烟局仓库,接着又不断更换位置;1939年春再迁往宜宾,9月中旬抵达乐山安谷乡,由欧阳道达出任乐山办事处主任,[62][67]因条件恶劣,部分文物常遭白蚁和仓库渗漏危害。[66]1939年6月,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部分贮放重庆的143箱文物也先后3批分别转往昆明和乐山;隔年8月再分别迁到贵州安顺和四川南溪李庄镇[21]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署办公。[68]

北路7,285箱文物,由马彦祥那志良、吴玉璋、梁廷炜和曾湛瑶等人[69]分3批设法在大屠杀5天前押离南京,沿津浦铁路至徐州,转陇海铁路经西安运至宝鸡关帝庙和城隍庙暂存,后改汽车载运,历时48天才在1938年4月10日分别运达汉中文庙与褒城宗营镇的马家祠堂、范家祠堂和大庙;[62][70]5月26日起经四川广元蜀道翻越秦岭,历时10个月全数迁到成都大慈寺;同年7月11日全部运抵峨眉东门外大佛寺和西门外武庙安置,由那志良出任峨眉办事处主任;1942年春又纳入东门外金顶山脚土主祠和附近许氏祠堂来分散贮放风险。总计3路西迁抢运出16,735箱文物,[62][71]2,953箱文物因长江下游已封锁而滞留南京[72][aa]日军占领南京后腾出文物库房,连同朝天宫一起改为伤兵医院。[64]

行政院在1939年7月颁布《抗战损失调查办法》和《抗战损失查报须知》,展开被劫文物的调查搜证作业。(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教育部接着在1945年11月1日成立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ab][74]由主任委员杭立武、副主任委员李济和梁思成等18名政府与学界代表组成,负责二战后公私文物封存和清理等归还物主的工作。[72]12月27日,莫斯科外长会议决议由11个同盟国共同组成远东委员会,主导轴心国归还掠夺文物政策。李济和张凤举等人隔年初便以盟国对日委员会(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代表团顾问及专门委员名义赴日本追查、交涉并索回部分珍贵古物,(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驻日本代表团为此也在9月25日成立日本赔偿及归还物资接受委员会统筹相关事宜。[74][ac]西迁文物则是在1946年1月陆续启运至重庆,隔年3月6日全数运达;1947年6月19日再循水路运回南京,至12月9日全部运抵。隔年3月,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接收古物陈列所的商周铜器、汉朝文物、历朝帝王像和边疆民族标本等在内的古物,随后邀请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将所藏历朝名画和名窑珍瓷共同于5月29日在甫落成的馆舍举行为期10天的两院联合展览会[ad][66]

播迁台中

马远描绘文士带着携琴僮仆外出春游,衣袖无意间触动了野花并惊吓到柳枝上啼莺的〈山径春行图〉。[78]
由上而下依序为北沟文物陈列室外观;每次公开展示200余件文物的内部展厅;[77]联管处员工于陈列室附近的U字形防空坑道落成启用时合影。

淮海战役爆发后,随即由行政院院长兼任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理事长的翁文灏在1948年11月10日召开理事会,会中杭立武朱家骅傅斯年李济和王世杰等理事均同意由各机关拣选精品运往台湾。会后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和(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外交部等机构共同成立中央文物联合保管处,由杭立武统筹文物运台事宜;[24]杨师庚和芮逸夫先前往台湾进行勘察部署作业。[79]

首批772箱文物[ae]由李济、庄严和谭旦冏等9名人员从南京下关押运中鼎舰在12月26日抵基隆港,隔天清晨改装火车运至杨梅通运公司的杨梅仓库存放。次批3,502箱文物[af]那志良、吴玉璋、梁廷炜、昌彼得、李霖灿、高仁俊、索予明等12名人员押运招商局海沪轮运抵基隆港。除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文物独立贮放杨梅外,其余连同首批存放杨梅的文物均于1949年1月9日转运到台中糖厂两栋靠近振兴路的仓库内。末批原定搬运2,000箱文物,但昆仑舰一到(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海军眷属就抢先上船,迫使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下令开放海军官兵卧舱、甲板、餐厅和医务室等空间容纳箱件,实际上装载了1,248箱文物[ag],后由索予明和张德恒等4名人员在2月22日押抵基隆港,转运至台中糖厂;外交部档案于稍后再从台中运往台北归还外交部。[79]迁台期间,杭立武曾令在北平的马衡院长,将留置文物精华分批空运南京,但马衡借故推托,致使一箱也没有运出。最终因战争形势突变仅运了3批文物,包括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2,972箱[ah];597,556件册[27])和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852箱;11,865件册[27])在内的6个机构,计有5,522箱文物。[79][ai]

1949年8月31日,中央文物联合保管处和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合并为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简称联管处),隶属于(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教育部[aj],由部长杭立武兼任主任委员。[81][ak],最初设址于台中糖厂旁的香蕉市场对面(约为今台中市警察局三分局立德派出所附近)。其后,联管处拨款新台币41,200元在台中县雾峰乡吉峰村(今台中市雾峰区吉峰里)北沟山麓承租面积104,337平方米农地,再以新台币49万余元委由泰基工程司进行整体规划[50],新建3座文物库房、1栋办公室和U字形防空坑道等[al],并在1950年4月13日开始迁入。[81][83]5月10日公布《国立故宫中央博物院共同理事会组织规程》,理事会稍后在7月17日成立,21名理事推定李敬斋为理事长,王世杰[85]、朱家骅、傅斯年、罗家伦丘念台余井塘程天放等人为常务理事,杭立武理事兼任秘书[am][81]1951年6月16日,两院存台文物清点委员会成立,由共同理事成员会同专家分批进行简目性质的文物帐籍,直到1954年才告完成;这次清点编制的《国立故宫中央博物院理事会点查两院存台文物点查清册》成为日后盘点的原始清册。[27][86]联管处同时也着手集结两院珍藏出版图书,后续又向亚洲基金会请得补助款成立出版部门。[87]

之后,国立中央图书馆恢复建制并接收国立北平图书馆文物,联管处于是在1955年1月更名为中央运台文物联合管理处。同年11月撤销教育电影组后,改为国立故宫中央博物院联合管理处。[81]1956年5月,亚洲基金会补助新台币688,000元设立面积56平方米的北沟文物陈列室,教育部另外拨款新台币288,000元订制陈列柜、铁栅门和修建环境道路等;展厅于隔年3月24日举行预展,25日起定期展览。之后受亨利·鲁斯邀请到华府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旧金山等5个城市举办“中国古艺术品展览”[an][77][88]间接影响了美国学术界对于中国艺术的研究和评价,接着在1963年与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合作成立中国相片档案中心,为两院的书画和器物进行照片与幻灯片拍摄,作为美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对古代中国艺术史有系统研究的基础。[18][41]隔年又赴纽约参加“世界博览会”。[89]

台北复院

沈周为祝贺老师陈宽70岁生日绘制献上的〈庐山高图〉。[90]

北沟文物陈列室受限于展示空间狭隘且所处地点偏僻,社会教育功能无法有效发挥,[77]加上简陋馆舍难敌雨水渗入库房的危害,两院共同理事会于是在1959年12月7日常务理事会提议于台北兴建现代化博物馆,由两院共同理事会理事长王云五经请行政院院长陈诚同意拨款新台币6,200万元兴建[ao],隔年9月便设立两院迁建小组展开新馆筹备工作,1961年王大闳现代风格的设计图获故宫建案评审委员会评为第一名,但不受时任总统蒋介石青睐而改由亦身为建案评委的黄宝瑜设计出中国宫廷式建筑。[92]1965年8月16日公布《国立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临时组织规程》,国立故宫中央博物院联合管理处人员和其文物编入国立故宫博物院,并恢复建制隶属于行政院[ap]。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王云五在后续召开的会议中通过蒋复璁为院长的人事案,又选定于11月12日孙文百岁冥诞在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流域现址开幕[l],时任中国台湾省“总统”蒋中正为此题署了“中山博物院”门额,厅内并设置孙文铜像作为纪念。[9][23]之后,《国立故宫博物院办事细则》、《国立故宫博物院组织条例》和《国立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设置要点》等法条相继颁布施行。[93]

继而配合该院“吴派画九十年展”、“元四大家特展”和“宋瓷特展”[94]等各项专题展览出版相关图录,又办理“国际中国瓷器讨论会”、“国际中国古画讨论会”与“中国书法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各种学术研讨会和讲座,院方也公然支持艺术史学家对该院典藏加以考订源流,将相关成果载于《故宫季刊》、《故宫文献季刊》和《故宫学术季刊》[aq]等出版品内,树立往后古代中国艺术史的研究模式和策展型态;还引入亚洲基金会的财力,推动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研究所在1971年6月增设中国艺术史组(今国立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并挹注师资教授和允许研究人员对它的院藏进行提件研究与学术交流等[96];后又成立科学保存技术室,让博物馆可以透过先进的仪器技术和科学方法来研究、维护古物或复原古代技艺,使古物的寿命延长[97];对于冷战时期的古代中国艺术史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和整合的主导作用。[7][18][41][98]1978年10月至1984年10月期间也和国史馆共同就关外本《清史稿》进行审订编校,完成《清史稿校注》。[99]

杜正胜在2000年5月20日继秦孝仪接掌国立故宫博物院后,隔年7月向行政院提报故宫新世纪建设计划,其中包含以亚洲艺术文化为概念的南部院区筹建规划,借此将搜藏视野和研究范畴扩及亚洲各个文明,也让高度集中于台湾北部的文化资源透过分享能缩小南、北部文化权的差距,且扩大展览面积有助于提高藏品陈展数量和纾解北部院区展厅过度拥挤的人潮。游锡堃内阁先后在2003年1月3日和隔年12月15日核定此案设址于嘉义县太保市蒜头糖厂蔗田用地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筹建计划,之后纳入挑战2008国家发展重点计划国际艺术及流行音乐中心政策一环[100]苏贞昌内阁于2007年1月17日提出将《国立故宫博物院组织法》第1条的搜藏“中国古代”文物改为“国内外”文物,遭到立法院否决[101][102]。2008年1月16日行政院发布《国立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同年3月7日核定《国立故宫博物院处务规程》,3月13日起施行的规程第5条中,即增设南院处。之后,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筹建修正计划于2010年10月22日核定[103],在历经杜正胜、石守谦林曼丽周功鑫[104]冯明珠等5任院长接续推动筹备后,于2015年12月28日试营运,自此形成国立故宫博物院组织架构下,拥有位阶平行的北部院区和南部院区2座展览场域。[7][25][105]

从2001年的数位先导计划开始,国立故宫博物院陆续参与了国家科学委员会(今(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科技部)多项专题研究计划以及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国家型科技计划,让教育资源可以透过多媒体数字艺术呈现和文化创意产业应用等方式,突破实体展览场域限制而更贴近大众。同时也将1975年起专门负责出版品发行和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与销售业务的故宫文物图录印制作业基金纳入文物搜购业务,并更名为故宫文物艺术发展基金。2004年起用“Old is New时尚故宫”概念行销典藏,推出《国宝总动员》、《经过》、《盛世里的工匠技艺》和《透视内幕:国立故宫博物院》等多部3D动画片电影纪录片,教育推广之余也借此重塑新的形象。[106][107][108]继又参考美国博物馆协会和巴黎大皇宫博物馆联会等机构在各种类型授权业务的经营模式,于2006年援用文化资产保存法第69条制定收费标准[ar][110]带动整体营收增长,包括权利金、衍生性商品贩售、餐饮业务和各界捐款等在内的2014年度岁入为新台币2,555,263,950元,门票收入约占21.57%;岁出为新台币3,730,637,647元,南部院区筹建款约占43.75%。[as]

国立故宫博物院从2007年7月起,搭配故宫周末夜表演活动于夜间开放参观,[26]后来整体开放时间随着参观人数逐年攀升而拉长,[114]2016年计有6,142,892人次造访为历年新高[d]。除了提供专人导览解说、弱势社群的视障和手语导览、针对儿童的标准汉语英语语音导览,一般民众有标准汉语、英语、日语韩语粤语泰语越南语印尼语西班牙语法语德语闽南语客语等语言的语音导览,以及配合各项展览所建置的“带着故宫走”与“故宫常设展”等多款APP服务可选择[93][114]。历来举办的“赫赫宗周——西周文化特展”、“明四大家特展——唐寅”和“藏锋——陈澄波百二诞辰东亚巡回大展”等多项专题特展均名列当年度全球最受欢迎艺术展览[116][117][119][126]。也于1970年代挑选文物赴日本和韩国参展[at],华府国家艺廊率先在1991年以《豁免司法扣押法》[au]保证借展文物于当地展出期间不受司法扣押或追诉影响来提出邀约[av],后续的美国[aw]法国[ax]德国[ay]奥地利[az]、日本[ba]澳大利亚[bb]等国家主要博物馆也在取得具有同等效力的法律保障后,进而展开双方的合作计划。[bc][128][135][136]2020年8月31日,台北市文资审议会将台北故宫正馆登录为历史建筑[137]

建筑

国立故宫博物院依据2008年3月7日行政院核定的《国立故宫博物院处务规程》,以“一个组织、一套制度、全宗典藏、分处管理、文物不分散”规章营运位阶平衡的北部院区和南部院区。[7]

北部院区

由上而下依序为正馆(第一展览区)1965年的样貌;天下为公牌楼;正馆;第一行政大楼和由孙超所铸的铜狮[138]

国立故宫博物院位于台北市士林区现址的北部院区,占地212,000余平方米总楼地板面积58,145平方米。[bd][139][140][141]正馆建筑设计起初由共同理事会常务委员兼两院迁建小组召集人王世杰[85]在1961年邀请王大闳、吴文喜、杨卓成等5名建筑师以不公开竞图方式产生,后来王大闳结合密斯·凡德罗简约风格理念与双曲面倒伞状结构屋顶的现代主义建筑形式胜出;但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陈诚对此结果不甚满意,评审之一的陈其宽转而委托建筑师黄宝瑜重新设计并执行此案。[16][142][143]1962年6月18日举行了开工奠基仪式,黄色正脊和绿色琉璃瓦盝顶明堂建筑,配上米黄色石英质无釉面砖外墙,主体在1965年8月落成,同年11月12日启用。[144]两翼建筑和护龙大致沿用相同立面形式,分别在1967年8月和1970年3月完工,使正馆整体格局呈中轴对称的凹字形配置,钢筋水泥壁的山洞库房为1974年所建。[33][97]接着在2007年2月8日完成参观动线改善和建物耐震补强工程[26][be],现正馆面积为24,124平方米[bf]

第一行政大楼面积12,496平方米,在1984年3月启用后,除了瓷器品项仍贮于山洞库房外,其余藏品陆续都移置行政大楼地下室自动化的库房内,[97][126]正馆展厅也全面建立起防火、防震、防盗和恒温、恒湿等管控措施。1996年4月启用开放的图书文献大楼面积13,814平方米,大宗善本古籍和档案文献改贮藏于此。其中一楼1,220平方米的场域规划为第二展览区[148],用于举办各项特别展览;二楼至四楼的图书文献馆则采取开架陈列方式,供各界提阅古籍和文献的副本,以及阅览参考有关中国艺术文化、文物维护和博物馆学等类别的中、外文图书与学术期刊等。[149][150]由于院区馆舍空间仍不足以因应组织扩编后的办公需求及日益增加的典藏和访客量,国立故宫博物院指导委员会召集人林百里和委员们于是在第三届第二次会议提议大故宫计划,并自2010年1月1日起着手推动;同年3月24日设置《大故宫计划筹建会成立要点》办理相关业务,待环境影响评估通过且经行政院核准和立法院审议,才会招开国际竞图作业。[29][151]

此外,1983年10月在张大千遗赠的台北故居摩耶精舍成立张大千先生纪念馆[139]隔年仿效养心殿西室书房于正馆四楼规划三希堂来提供游客茶点和热食。1985年和1994年于馆舍两侧再仿效中国园林分别设置至善园与至德园。[93]正馆右前方面积4,810平方米由姚仁喜设计的帷幕墙建筑,是以BOT模式兴建运转的故宫晶华餐厅[bg],自2008年6月25日开幕营运以来,除了结合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品推出国宝宴,也提供各式中华料理台湾小吃[105][152]2020年8月31日,台北市文资审议会将台北故宫正馆登录为历史建筑[153]

南部院区

上图为墨韵楼和飞白馆;下图为至美桥。

国立故宫博物院位于嘉义县太保市现址的南部院区,占地约703,334平方米。[154]博物馆主体建筑最初是由建筑师安东尼·普里达克在2004年11月24日的国际竞图中获得设计主导权,[155]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筹建计划稍后在12月15日核定[7]。不过,其后遭特别预算冻结,执行阶段又先后发生景观和建筑顾问等标案违约终止契约所衍生的履约纠纷,以及莫拉克台风冲毁院区部分基地土堤造成损害等诸多问题,[104]致使计划一再延宕而做通盘检讨修正。2010年10月22日修正计划核定后,同年12月23日改委由(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内政部营建署代办兴建相关工程,并结合民间企业资源,分期建设院区。[103]

首期约200,000平方米的博物馆区相关工程,[103]包括软件建置计划在内的整体工程预算约新台币79.33亿元,博物馆主体建筑核定兴建面积59,958平方米,首期开发面积为38,413.07平方米[156]。由姚仁喜领军设计监造的博物馆主体建筑工程和长度141.74米的至美桥先后在2013年2月和11月动工,2015年12月28日启用试营运[7][157]。他的设计理念是由象征水墨画浓墨和飞白笔法的博物馆主体建筑,以及衔接迎宾大道、至美桥延伸到中庭的流线形渲染笔法所构成。墨韵楼设有展厅和典藏库房;采用钢结构和混凝土建材,弧形外墙装饰著马赛克磁砖和35,861个5种尺寸的铸铝圆盘,罗列成似青铜器上的龙纹和云纹,赋与建筑如同青铜器般厚重沉稳意象。飞白馆设有售票、接待大厅、儿童创意中心、图书馆、礼品供应中心、餐饮部和多功能演讲厅等空间;通体采用钢结构和由玻璃帷幕曲墙包覆,别于墨韵楼仅用98个小圆窗引进自然光到参观走道,与墨韵楼一虚一实的交错,意谓著亚洲文明的交织融合。[7][157]

历任首长

名单来自国立故宫博物院网站[5]

博物院首长

姓名 就职时间 卸任时间 备注
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
李煜瀛 1925年9月29日 1926年3月18日 成立之初未设院长,由理事长主持院务
卢永祥 1926年3月 1926年7月
故宫保管委员会
杜锡珪 1926年7月 1926年9月间 杜锡珪内阁另成立欲取代之
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委员长
王士珍 1927年10月 1928年6月21日
故宫博物院院长
易培基 1928年6月21日 1933年10月 首任院长
马衡 1933年7月 1934年5月7日 副院长代理院长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
马衡 1933年10月 1949年8月 日军占领北平后仍留在紫禁城。1949年1月31日,中共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2月7日故宫博物院庆祝解放恢复开放,马衡仍留于院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1933年文物南迁后成立

傅斯年 1933年4月 1934年7月
李济 1934年7月 1949年 1949年4月23日中共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原址成立南京博物院
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主任委员
杭立武 1949年9月 1956年6月
孔德成 1956年7月 1964年4月
何联窐 1964年5月 1965年8月 9月台北建馆

指导会首长

姓名 就职时间 卸任时间 备注
清室善后委员会
李煜瀛 1924年11月20日 1926年4月5日
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故宫博物院董事会
庄蕴宽 1926年3月 1926年7月
故宫博物院维持会会长
江瀚 1926年10月9日 1927年10月21日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理事长
李煜瀛 1928年10月8日 1933年7月22日
张静江 1933年7月22日 1934年4月4日
蔡元培 1934年4月4日 1936年5月26日 日军占领北平后,11月蔡经上海英属香港
国立故宫中央博物院共同理事会理事长
李敬斋 1951年1月 1952年7月
王云五 1952年7月 1965年5月
国立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
王云五 1965年 1979年 主任委员
严家淦 1979年 1991年 主任委员兼召集人
国立故宫博物院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
谢东闵 1991年 1997年 召集人
李元簇 1997年 2000年 主任委员
李远哲 2000年 2008年 主任委员兼召集人
林百里 2008年 2014年 召集人
国立故宫博物院指导会召集人
林百里 2014年 现任

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

任次 姓名 就职时间 卸任时间 备注
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
1 蒋复璁 1965年9月 1983年1月
2 秦孝仪 1983年1月 2000年5月20日
3 杜正胜 2000年5月20日 2004年5月20日
4 石守谦 2004年5月20日 2006年1月25日
5 林曼丽 2006年1月25日 2008年5月20日
6 周功鑫 2008年5月20日 2012年7月29日
代理 周筑昆 2012年7月30日 2012年9月18日 副院长代理
7 冯明珠 2012年9月18日 2016年5月20日 博物馆学学者
8 林正仪 2016年5月20日 2018年7月16日 曾任国立台湾美术馆馆长
9 陈其南 2018年7月16日 2019年1月13日 文建会主委
代理 李静慧 2019年1月14日 2019年2月14日 副院长代理
10 吴密察 2019年2月14日 现任 历史学家,曾任国史馆馆长

藏品

皇家旧藏奠定国立故宫博物院搜藏的基础,包括庋藏于原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的597,556件册文物、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11,865件册文物和国立北平图书馆的21,602件册文物,另有日本战后归还的1,275件文物和司法行政部(今(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法务部)移交的73件日伪司法机关印章,[27]以及按《故宫文物艺术发展基金收支保管及运用办法》和《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品征集办法》规定,经由该院研究人员和外聘委员循预审、初审及复审等程序审查同意征集与搜购的各项文物[10][30][158]。管理委员会自1989年起邀集45名学者和专家组成委员小组,对该院所藏文物做全面的详载登录尺寸、重量和状况,并附编号标签,拍照建档以利日后辨识,至1991年5月完成《民国79年度清点清册》。第三次全面盘点邀请72名学者和专家结合数字化建档于2012年4月27日完成[bh][27]各类藏品截至2020年2月29日为止,有书画13,701件册[bi]、铜器6,240件、陶瓷器25,592件、玉器13,478件、漆器773件、珐琅器2,520件、缂绣308件、织品1,573件、雕刻666件、文具2,379件、钱币6,953件、杂项12,495件、善本书籍216,507件册和档案文献395,551件册等,总计698,736件册珍藏。[10]

绘画

由左而右依序为范宽谿山行旅图〉,约1000年;郭熙早春图〉,1072年;[31]李唐万壑松风图〉,1124年。[61]

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有9世纪中期以降持续至当代的绘画作品,形式上多为可悬于厅堂的水墨画挂轴。各种类型题材的水墨画作以画家模拟物象再现真理,走向内心自我投射的10世纪晚期至14世纪山水画东方人文思想尤具启发,也是风景画发展过程中重要里程的见证。[61][159]像是范宽在中轴鼎立的山势下缀有商旅和建筑等点景,传达万物生息不灭,人如同浩瀚宇宙间短暂过客哲理的〈谿山行旅图〉;郭熙呈现冬、春交替之际,大地瑞雪消融和水汽烟岚的复苏景象,同时以稳定构图寓意君臣伦理尊卑秩序的〈早春图〉;[31]李唐融合主峰鼎立与近景松林溪涧,展现大自然顽强生命力和诗意追求的〈万壑松风图〉;[61]马远描绘文士带着携琴僮仆外出春游,衣袖无意间触动了野花并惊吓到柳枝上啼莺的〈山径春行图〉;[78]夏珪在熟纸长卷上用渴墨绘形廓和肌理,随即以湿笔擦染,表现江南景色淋漓壮阔的〈溪山清远图〉;武元直描写苏轼偕同两位友人及船夫于赤壁夹岸江面泛舟夜游,缅怀古代英雄和战争场景的〈赤壁图〉;赵孟𫖯为弥补好友周密未曾造访祖籍齐州的遗憾,创作并致赠的文人画样式青绿山水〈鹊华秋色图〉;黄公望用修道余暇随兴添墨、补笔,花了3年多描写富春江一带景致和生活写照,后来却历经火殉劫难归来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31]吴镇仰赖占卜命理维生,透过作画来暗喻自己无所营求和渔隐向往的〈渔父图〉;[160]倪瓒一河两岸式构图,以荒瘠土坡和疏落枝叶反映自身节操清高的〈容膝斋图〉;[161]沈周为祝贺老师陈宽70岁生日绘制献上的〈庐山高图〉,以及描述自身在深山寒夜醒来,挑灯夜读沉思的〈夜坐图〉;文徵明表达欣赏倪瓒高尚人格特质所作的〈江南春图〉,以及强化二度空间构图,让飞泉在满布松柏的画面中数折而下的〈古木寒泉图〉;[162]唐寅借由高士聆听松泉山籁,表明自己寄兴于山水、与世无争的〈山路松声图〉。[61]

文同运用飞白笔法和浓淡墨色描写悬崖边垂枝的文人墨竹画〈墨竹图〉;[61]宋徽宗赵佶以粗笔绘汀渚水鸟于粉笺纸上,粉笺经过长时间剥落后呈现出花鸟画朴拙趣味的〈池塘秋晚图〉;马远营造寒雪冷清意境,迫使白鹭鸶群蜷缩在岸滩和崖边的〈雪滩双鹭图〉;崔白透过敏锐观察,捕捉到两只山喜鹊向闯入领域的野兔鸣叫示威和对峙瞬间的〈双喜图〉;[46]刘贯道记录元世祖忽必烈偕同彻伯尔皇后和侍从一行人在沙漠中驰骋狩猎情景的〈元世祖出猎图〉;[61]影响室町时期禅宗画深远的梁楷,他用减笔写意绘成的〈泼墨仙人图〉;[78]赵干呈现冬雪初降之际,渔家不畏天寒在江上捕鱼作活,岸上行旅因禁不起冷冽疾风而露出行进困难样貌的〈江行初雪图〉;[61]陈枚孙祜、金昆、戴洪和程志道等人的各家专长,融合历朝版本并增添明清时期风俗题材及单点透视原理而成的清院本〈清明上河图〉[163]仇英描述百余名妃嫔、宫女和宦官们于春天清晨在宫苑活动情景,以及毛延寿为王昭君画肖像故事背景的仕女画〈汉宫春晓图〉;晚唐画家呈现当时宫廷女乐师们围坐在方桌前演奏乐器、饮酒品茗和休憩情形的〈宫乐图〉;[61]刘松年工笔重彩印度高僧倚著石榴树专注于思考,而一旁僧侣想用衣钵承接长臂猿所摘石榴一幕的〈罗汉〉;[46]张胜温笔下大理国宣宗段智兴率领文、武官员礼佛,以及绘有十六国王和数百名佛教人物的〈画梵像〉。[46][61]此外,由宋太祖赵匡胤以降历朝宫廷画家奉命绘制的159幅帝王和59幅皇后肖像画[bj],以及202幅先圣名臣人物画像[bk],形象生动传神之外,也是研究《宋史》、《元史》和《明史》所载皇室衣冠妆饰和奉安祭祀礼制等方面的参考依据。[bl]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1347年至1350年。[31]
颜真卿祭侄文稿〉,758年。[165]

书法

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有7世纪以降持续至当代的书法法帖拓片,这之中的古代作品在汉字文化圈是书写记事和彰显书法家与知识分子学养品德的具体象征,其中有不少为书法学习者所取法,对于历来书风发展的轨迹和鉴别搜藏的品味都能有一个脉络可循。像是现代人便可透过唐朝人用双钩廓填法复制的〈平安帖〉、〈何如帖〉、〈奉橘帖〉、〈远宦帖〉和临摹的〈快雪时晴帖〉等信札,以及相传为欧阳询王羲之原件所摹、付刻的原石北宋拓〈定武兰亭真本[166],来探究王羲之于楷书行书草书的可能风貌;孙过庭以章草骈文辞藻形式总结学习前人书法心得,并归纳分析学习书法理论和方法所作的〈书谱〉;朱巨川被朝廷授与担任大理评事豪州锺离县令官职的任职令〈朱巨川告身〉;怀素记述生平,以及摘录部分当时公众人物赠与诗文评价他狂草造诣的〈自叙帖〉;颜真卿祭文草稿记录了侄儿颜季明奋勇抵抗安史之乱叛军却惨遭壮烈牺牲的行草书〈祭侄文稿〉,字里行间不时透露出书写时悲恸和愤慨的情绪起伏,[165][167]以及在得知朝廷平定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党羽并派刘清潭慰劳瀛州的消息后,用宽慰激动心情于蓝笺纸写下的行草书〈刘中使帖〉。[166]

苏轼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后的第三年,有感于仕途不得志和生活穷愁困顿而抒发的行书〈黄州寒食诗帖〉;黄庭坚歌咏景物并怀念与苏轼等人深厚情谊而写下的行楷书〈松风阁诗帖〉,以及用行书抄录改写寒山数则关于人生无常哲理的偈语禅诗〈寒山子庞居士诗帖〉;米芾接受林希邀请到太湖附近的苕溪游览胜景,在蜀素绢上创作数首记游和送行诗作的行书〈蜀素帖〉;[165][167]蔡襄请托人按照本帖澄心堂纸或另附张样制作百幅类似品质纸张所写的〈澄心堂纸帖〉[168];宋徽宗赵佶形容满园繁花美不胜收,让人愿意化身为舞蝶随晚风迷失在花径中的瘦金书诗帖〉;宋高宗赵构赋与岳飞边关军务全权而写下的〈赐岳飞手敕〉[169]吴琚行书出自蔡襄〈访陈处士〉诗文中,描述他在春暖时节前去友人住处拜访,感受到鸟语花香居家环境的〈七言绝句〉立轴;[165]赵孟𫖯在趵突泉游历归来,特别致赠好友周密的楷书〈趵突泉诗〉,以及他将书法运笔时的提顿起伏变化融入绘画、册页起首绘有苏轼白描画的行书〈赤壁二赋[90]鲜于枢为记录珍藏了一面稀有透光镜而以行楷书写下的〈透光古镜歌〉;[167]祝允明自认媲美张芝狂草境界的〈杂书诗帖〉[90]文徵明追求王羲之如同冰一般清秀高洁笔法所写的小楷书〈醉翁亭记〉。[167]

铜器

由左而右依序为〈宗周钟〉,前9世纪中期;〈散氏盘〉,前9世纪中期;〈毛公鼎〉,前9世纪晚期。[28]

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有1,900余件在青铜时代被视为王权合法性依据和阶级身份象征的宗庙彝器,这些前16世纪至前3世纪中期的先秦铭文青铜器多半是已经过除锈上蜡处理的熟坑青铜器,为金石学家探究上古史的第一手资料和书法家研习大篆的文本。[28][30][170]像是〈宗周钟〉钟面所铸123字[bm]大篆书法叙明周厉王因为亲征获使南方和东方26国臣服而下令铸造此甬钟,并以祭天追孝方式祈求福祐子孙,是件钟面饰有龙纹和36枚乳突,鼓部中央和侧边可以敲出两个不同频率音响的双音钟;〈散氏盘〉腹内357字[bn]约剂条文记载着夨国用赔偿田地来作为侵略散国的代价,以及转让田地时履勘的经过,是了解西周土地契约制度的实物文献,它横扁体势且奔放风格的大篆书法实际上已开启了草篆书风的先河;〈毛公鼎〉腹内的500字[bo]册命书即显示周宣王初即位时中兴的企图心,因此授与天子之下一人的管理职权和丰厚的赏赐给他的叔父毛公,还诰诫叔父和他的族人要忠心辅佐并肩负起保卫宗室的责任,散文内容无一不是传达出周天子对叔父的深切期许;〈颂壶〉在盖和器沿口有一组152字[bp]相同字样的大篆,记录颂接受册命的典礼流程,包括颂在周王即位后进入宗庙中庭并出示命书,接着史官宣读由颂掌管周室仓库和所受赏赐,颂在接过命书佩带出庙后,再返回献纳觐见用的玉璋等细节,文末不忘提及慎终追远的观念。[28]

商朝的青铜器在形制和纹饰变化上更具巧思,像是器身布满夔龙纹和鸟鱼纹,腹内有龙纹浮面居中的大型水器〈蟠龙纹盘〉;[171]该院所藏17件铸有亚丑族徽的青铜器,其中9件为方形器,特征在合范处都有突出的双钩棱脊装饰,且配合器形外观改以方形雷纹衬底,像是殷商晚期方形酒器〈亚丑方觚〉;器身各处饰有雷纹、夔纹、鸟纹和饕餮纹的〈亚丑方簋〉,双耳是以兽首衔鸟附垂珥做为装饰;大口折肩〈亚丑方尊〉,活动式的8个兽首是利用榫卯结构独立铸造;[172]腹底有“作宝簋”铭文的〈双龙纹簋〉,各异的双龙首盖、菱格纹器身和夔纹圈足,加上双半环耳附垂珥,罕见于商、周两朝器;[173]新莽刘歆在9年(始建国元年)派人遵循《周礼·考工记》所载制作的10进位制度量衡嘉量〉,216字铭文说明全器、合、龠等5个量体的尺寸和容积计算方法,据此可以考订宫声的音律并得知所采用的圆周率为3.1566。此外,还有购藏和受赠自彭楷栋旧藏的438件亚洲各地金铜佛像[bq],像是著袒右肩式僧衣结跏趺坐于仰覆莲瓣的须弥座上,左、右手分别握衣角和施无畏印,下层台座的前、后及两侧分别有2只回首立雕狮子、55字题记与供养人浮雕,另铸的背光正面内、外圈分别雕有7尊佛像及U形火焰纹,背面有佛诞生初转法轮和《维摩诘经·文殊问疾品》等场景的477年(北魏太和元年)青铜镀金〈释迦牟尼佛坐像〉。[172]

陶瓷器

由左而右依序为汝窑青瓷无纹水仙盆〉和汝窑〈青瓷莲花式温碗〉,约1086年至约1106年。[175]

相较于国立故宫博物院所藏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彩陶立枭罐〉和龙山文化的〈黑陶高足杯〉各自展现初民对窑烧技术的掌握和功能需求上的差异,[176]陪葬品形式存在于古代丧葬文化中的西汉〈黑陶茧式壶〉和唐朝〈灰陶加彩仕女俑〉等陶器,以及邢窑〈白釉玉璧足茶碗〉、五代时期的越窑秘色青瓷洗〉、翡色釉里带有透明质感的高丽青瓷花形钵〉和江户时期描绘仙人乘锦鲤在海上遨游的伊万里金襕手样式有田窑〈五彩琴高仙人碗〉[177]瓷器典藏,宋朝五大名窑瓷器、明朝官窑瓷器、盛清画珐琅和洋彩瓷器等10世纪中期至19世纪供皇家御用的官窑瓷器是该院藏瓷特点。像是该院所藏21件以玛瑙[19]、满釉支钉烧的北宋汝窑瓷器中,简约造型里带有如雨过天青般釉色的温酒具青瓷莲花式温碗〉,以及釉面没有开片纹路的〈青瓷无纹水仙盆〉;织锦缎背心有刻划缠枝牡丹纹饰和印花的〈白瓷婴儿枕〉等近800件定窑瓷器搜藏[178];外形取自青铜器,颈腹饰有两道凸起弦纹和一对管状贯耳的南宋官窑〈青瓷贯耳壶〉;颈部饰有一对凤凰附耳的粉青釉龙泉窑〈青瓷凤耳瓶〉;全器施米色青釉的哥窑〈米色高足碗〉;葡萄紫泛蓝釉彩窑变的〈钧窑丁香紫尊〉等100余件钧窑瓷器藏品[179]蓝釉面金银描绘痕迹显示受到伊斯兰艺术影响的元朝景德镇窑〈霁青单把杯〉和〈霁青盘〉成套酒器。[94][180][181]

壶身用钴料彩绘转枝莲花和海涛纹的明成祖永乐年间青花瓷花卉纹扁壶〉,以及瓶腹绘有回首三爪蟠龙,瓶颈和口沿有枝莲等花卉纹饰的〈青花龙纹天球瓶〉;因壶口似僧伽帽得名的明宣宗宣德〈宝石红釉瓷僧帽壶〉,以及调味用壶〈祭红刻花莲瓣卤壶〉和〈霁青刻花莲瓣卤壶〉等;藏有传世90%以上数量的明宪宗成化瓷器[182],像是结合釉下青花和釉上黄、绿、红三色,呈现两组子母鸡觅食于野地享天伦乐的〈斗彩鸡缸杯〉10件[br],以及绘有象鼻夔龙舌吐莲花和如意云的〈斗彩瓷天字夔龙纹盖罐〉;罐身绘满麋鹿、花卉、桃实和云朵的明神宗万历五彩瓷百鹿尊〉;20件烧造于养心殿造办处珐琅作坊的清圣祖康熙宜兴胎画珐琅四季花卉方壶〉和〈宜兴胎画珐琅四季花卉盖碗〉;集文人诗、书、画、印于一器的〈瓷胎画珐琅山水碗〉和一对〈瓷胎画珐琅柳燕图碗〉等186件清世宗雍正珐琅彩瓷[183];所藏500余件清高宗乾隆珐琅彩系列瓷器,其中洋彩瓷器是在珐琅彩瓷基础上融合西方绘画技法的又一创新,像是〈瓷胎洋彩霁青描金游鱼转心瓶〉、〈瓷胎洋彩红地团花山水汤碗〉和〈瓷胎洋彩瑞芝洋花蝉纹尊〉等“乾清宫头等瓷器”,反映出清朝皇帝想吸取西方文化经验并超越的企图心。[94][181][184][185]

玉器

由左而右依序为〈肉形石〉,17世纪;〈翠玉白菜〉,19世纪。

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的新石器时代以降玉器,多为伦理上的敬天法祖和玉殓葬习俗所使用,原因在于东亚初民相信蕴含通灵能量,所以巫师便透过玉石制作的祭器施法来沟通人神。像是兴隆洼文化的〈玉耳饰玦〉和〈玉弯条形器〉[186]红山文化以玄鸟衔天命繁衍氏族意象的〈玉勾云形佩〉和卷曲浑圆的〈玉猪龙〉;[187][188]龙山-齐家系外径38.7厘米至39.4厘米宽的〈玉璧〉;有47.2厘米高、17节68个神衹和祖灵小眼面纹,体现良渚文化天圆地方宇宙观和崇敬信仰的〈玉琮〉;龙山文化双翼牛角抽象面纹和狰狞具象面纹一体两面的〈玉人面纹圭〉等象征史前权力的礼器。伴随人文主义兴起,玉器自前20世纪开始淡化通灵色彩,逐步形成以璧组配为玉礼制的核心,[187]像是夏朝发兵或调遣军队信物的〈牙[189];商朝祭典中用来招降、依附神灵的〈龙冠凤纹玉饰〉;[187]由163件玉石串成的西周〈带璜组玉佩〉和缝缀著26片玉饰的丧葬面罩〈覆面玉石饰件〉;受到黄老道家思想潮流影响,汉朝贵族用来承接露水调玉屑服食以达到成仙目的,有a字形单柄的〈玉高足杯〉[190];融合西域元素的〈玉龙纹角杯〉和营造具有动态张力、意在能够羽化登仙的带翼神兽〈玉辟邪〉等象征阶级身份的墓葬品。[181][187][188]

唐玄宗宋真宗在帝国承平时期先后于725年(开元十三年)和1008年(大中祥符元年)举行封禅典礼,在社首山筑坛祭祀地衹仪式中各自所使用的祝祷文隶书〈禅地祇玉册〉,以及附有52件饰有龙凤纹和卷云纹玉匮嵌片的楷书〈禅地祇玉册〉,都是能够补足《旧唐书》、《新唐书》、《宋史》和《宋会要》等史籍阙漏并刊正传讹的实物文献。[187][191]10世纪中期至19世纪趋于写实、多元样貌的玉器是国立故宫博物院藏玉大宗,[30]像是辽朝北宋皇室所属,双面雕有三趾龙和镂空卷草纹饰的〈玉镂空龙纹盘〉[187];南宋仿三代玉壁双纹和如意云纹形制的〈螭纹璧〉;大雁在春天荷塘花丛窜走的元朝〈玉大雁带饰〉;传达鲤鱼在跃过龙门,瞬间幻化成这个过程的明朝〈玉鳌鱼花插〉;[192]外观似荷叶形体、叶上有一双璃、一只螃蟹和黄甲登科吉祥话语的〈玉荷叶洗〉[187];将玉髓巧雕、石皮加以染色,呈现出东坡肉入微的毛细孔和肥瘦肉相间质感的〈肉形石〉;清高宗在迎接70岁和80岁生日前夕,为了期勉自身励精图治而下令制作的碧玉〈古稀天子之宝〉玺和〈八征耄念之宝〉玺;利用翡翠颜色分布巧雕,以绿叶白梗象征清白,叶上各有一只螽斯蝗虫寓意子孙绵延的清德宗瑾妃嫁妆〈翠玉白菜〉。[181][187][188]300余件来自南亚中亚西亚东欧的15世纪至19世纪早期伊斯兰玉器搜藏,像是莫卧儿帝国沙加罕时期融合瓠瓜和莲花外形、欧洲莨苕叶纹装饰柄端和器缘的碧玉〈瓜瓣杯〉;运用高纯金镶嵌技法制作出规律对称花叶纹的〈嵌红绿宝石白玉盘〉和〈碧玉金丝盘〉,以及三角形铁质剑身后端有镀金黄铜饰片和H形玉制剑柄上镶嵌有宝石与金箔包覆铁丝线装饰的〈卡达短剑〉[177];将每瓣花叶纹浅浮雕成圆形或椭圆形凹窝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雕花盖罐〉。[187][193][194]还有汪精卫1941年6月访问大日本帝国时,献给昭和天皇的〈碧玉屏风〉、香淳皇后的一对〈翡翠雕花鸟瓶〉和贞明皇太后的一对〈白玉花鸟瓶〉。[195]

影视拍摄取景

注释

  1. ^ 依《国立故宫博物院组织法》第3、4条规定,特任院长1名,简任14职等副院长2名(常务和政务各1名)、简任12职等主任秘书1名。[3]
  2. ^ 器物处、书画处、图书文献处、南院处、登录保存处、文创行销处和教育展资处等7个业务部门。[7]
  3. ^ 秘书室、人事室、主计室、安全管理室和政风室等5个行政部门。[7]
  4. ^ 4.0 4.1 4.2 历年访问量排序依次为:6,142,892人次(2016年)、5,427,784人次(2017年)、[115]5,402,325人次(2014年)[116]、5,301,860人次(2015年)[7][117]、4,881,635人次(2019年)[118]、4,500,678人次(2013年)[29][119]、4,360,815人次(2012年)[120]、4,263,697人次(2018年)[115]、3,849,577人次(2011年)[121]、3,671,628人次(1995年)[122]、3,441,248人次(2010年)[29]、3,235,169人次(1998年)[123]、3,024,092人次(1993年)[124]、3,000,718人次(1992年)[125]
  5. ^ 该路线行经:台北车站捷运西门站西门町)、国宾大饭店大同公司台北市立美术馆圆山大饭店铭传大学士林夜市)、士林官邸、国立故宫博物院。[11]
  6. ^ 以上路线在故宫南院南站下车。[12]
  7. ^ 以上路线在县政府站下车,再沿太子大道步行北往。[12]
  8. ^ 以上路线在故宫南院北站下车。[12]
  9. ^ 该路线未经嘉义火车站,同样是在故宫南院北站下车。[12]
  10. ^ 请参阅指向“国立故宫博物院”的重新导向页面。[13][14][15]
  11. ^ 以区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的故宫博物院(俗称北京故宫)。[16]
  12. ^ 12.0 12.1 严家淦于开幕致辞表示:“此一博物院定名为‘中山’,并在国父诞辰之日落成,尤具意义。国父以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传的道统为己任;博物院代表一个民族的文化。现在博物院以‘中山’为名,来纪念国父,就是要把国父的思想发扬光大,达到天下为公的地步。”[9]
  13. ^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于1965年改组为国立故宫博物院。[23]
  14. ^ 鉴于书画作品有机材质脆弱,为延长保存寿命,国立故宫博物院特别从搜藏的13,701件册书画作品中,拣选1368年以前在艺术史上有代表性的57件绘画和13件册书法,严格限制每回展出时间不能超过42天,且相隔至少3年才能再度展出。[10][31]
  15. ^ 杨乃庚等人在1913年11月18日至1914年10月28日分7批将1,949箱又1,877件约119,500余件避暑山庄文物迁往紫禁城外廷。此外,治格等人也在1914年1月23日至3月24日分6批将1,201箱约114,600余件盛京行宫文物迁往紫禁城外廷。[35]
  16. ^ 此时古物陈列所隶属于内务部[36](即1928年2月7日改组后的内政部)。
  17. ^ 1922年9月4日至1923年1月28日。[39]
  18. ^ 黄郛于开幕致辞表示:“今日开院为双十节,此后是日为国家与博物院之两层纪念,如有破坏博物院者,即为破坏民国之佳节,吾人宜共保卫之。”此时故宫博物院隶属于内务部[8](即1928年2月7日改组后的内政部)。
  19. ^ 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蔡元培主导下,1928年3月在民间组织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基础上成立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先是隶属于(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大学院,隔年3月改隶属教育部,以维护学术研究资料和古物的合法权益,避免遭到在华的外籍人士藉“科学考察”名义掠夺。后来《古物保存法》和《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组织条例》相继制定,对古物的范围、种类、保存方式和管理方法等有了具体规范。[44]
  20. ^ 国民革命军北伐平定京兆地方后(1928年)至中共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1949年)这段期间,北京称为北平。[47]
  21. ^ 其中古物馆2,631箱、图书馆1,415箱、文献馆3,773箱、秘书处5,672箱。[53]
  22. ^ 22.0 22.1 (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教育部1912年在国子监设立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1917年划定端门午门为国立历史博物馆;1928年北伐成功后,改隶属古物保管委员会;1929年春又恢复隶属于教育部;同年8月委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接收国立历史博物馆文物,并在1933年4月协助成立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隶属于教育部)。[21]
  23. ^ 易培基在1933年10月15日辞任院长一职,后由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副馆长马衡代理主持院务至任期届满,[56]1934年4月7日真除接任院长[57]
  24. ^ 1935年11月28日至1936年3月7日在伦敦皇家艺术研究院举行。[60]
  25. ^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物分水陆两路在1937年11月18日启运西迁。[21]
  26. ^ 1940年1月3日至1941年6月在苏联莫斯科国立东方文化博物馆和列宁格勒埃尔米塔日博物馆参加“中国艺术展览会”。[65]
  27. ^ 战后追回并点查这批被汪精卫政权移置南京北极阁的滞留库房文物,仅少数错误,大致完整无缺。[66][64]日军占领期间,北平故宫仍持续清点未登记的文物,并又广泛征集了一批珍贵文物。[73]
  28. ^ 教育部在1943年12月29日成立向敌要求赔偿文化事业研究会,1944年1月22日并入行政院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教育部1945年4月1日另成立战时文物保存委员会,1945年11月1日改名为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74]
  29. ^ 1950年1月起,日本归还的105箱古物先后六批改运往台湾,由联管处接收代管。其中51箱237件古物在1956年移交国立历史文物美术馆(今国立历史博物馆[75])。[76]
  30. ^ 此时国立中央博物院仍于筹备中,仅有第一期主体建筑大致完工,尚有两期工程持续进行。[66]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展厅工程同样进行中。[24]
  31. ^ 1948年12月22日至12月26日,计有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320箱、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212箱、国立中央图书馆60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20箱、(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外交部60箱,合计772箱。[79]
  32. ^ 1948年12月22日至12月26日,计有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1,680箱、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486箱、国立中央图书馆462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856箱、国立北平图书馆18箱,合计3,502箱。[79]
  33. ^ 1948年12月22日至12月26日,计有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972箱、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54箱、国立中央图书馆122箱,合计1,248箱。[79]其中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4箱文物系战后日本归还,是汪精卫政权赠与天皇、皇后和皇太后的礼物。[79]
  34. ^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运往台湾文物,占南迁文物13,491箱数的22.03%。[53]
  35. ^ 由于迁运时间较抗战期间充裕且是计划性拣选文物,所以“两院”置于南京的95%精品都已运往台湾。[80]
  36. ^ 除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经行政院核准改隶教育部外,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和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等5个机构原本就隶属于教育部。联管处内部先是分为故宫博物组、中央博物组、中央图书组和教育电影组,随后又设总务组。[81]
  37. ^ 1949年11月28日,战时河南博物馆存放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柏溪分校的新郑郑公大墓、安阳殷墟辉县琉璃阁和洛阳东干沟等地出土的青铜器,以及其他珍品、拓片和图书等38箱文物,也空运到台北并存放在台中糖厂仓库,委由联管处代管,后移交国立历史博物馆[82]隔年,日本归还的105箱古物先后6批改运往台湾,同样由联管处接收代管。其中51箱237件古物在1956年移交国立历史博物馆。[76]
  38. ^ 尚有新建2栋员工家眷宿舍,而原址旧有的1栋住宅改为给理事来台中居住专用的招待室,12栋工人房舍划为警卫室和驻警宿舍;[83]1952年所增建的防空坑道为目前联管处在北沟仅存的历史遗迹。[84]
  39. ^ 秘书一职是由联管处主任委员担任。[81]
  40. ^ 1961年6月1日至1962年6月15日在华府国家艺廊、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芝加哥现代美术馆和旧金山笛洋美术馆巡回展出。[41]
  41. ^ 其中新台币3,200万元来自美援赠款。[91]
  42. ^ 国立故宫博物院组织条例》在1987年1月16日颁布施行,国立故宫博物院隶属于行政院。
  43. ^ 《故宫季刊》自1966年7月至1983年发行;《故宫文献季刊》自1969年12月至1973年9月发行;《故宫学术季刊》自1983年7月发行至今。[95]
  44. ^ 原名《国立故宫博物院珍贵动产衍生品管理及收费规定》,后修改为《国立故宫博物院珍贵动产衍生(文化创意)产品管理及收费规定》。[109]
  45. ^ 岁入折合约85,317,661美元;岁出折合约124,562,192美元。[29][111][112][113]
  46. ^ 1970年3月15日至9月13日在大阪参加“万国博览会”。1973年在首尔参加“中国展览会”。[26][127]
  47. ^ 原名全称"Exemption from Judicial Seizure of Cultural Objects Imported for Temporary Exhibition"。[128]
  48. ^ 1991年10月12日至1992年1月12日在华府国家艺廊参加“1492年之际:探险时代的艺术”展。[129]
  49. ^ 1996年3月12日至1997年4月5日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芝加哥现代美术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和华府国家艺廊举行“中华瑰宝”展。[130]2016年6月17日至2017年1月22日在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和休士顿美术馆举行“帝王品味”展。[7]
  50. ^ 1998年10月20日至1999年1月25日在巴黎大皇宫举行“帝国的回忆”展。[131]
  51. ^ 2003年7月18日至2004年2月15日在柏林旧博物馆波昂联邦艺术展览馆举行“天子之宝”展。[132]
  52. ^ 2008年2月26日至5月13日在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举行“物华天宝”展。[105]
  53. ^ 2014年6月24日至11月30日在东京国立博物馆九州国立博物馆举行“神品至宝”展。[25]
  54. ^ 2019年2月2日至5月5日在悉尼新南威尔士美术馆举行“天地人”展。[133]
  55. ^ 先后在2017年7月3日和8月21日,与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和大阪市立东洋陶磁博物馆缔结为姊妹馆。[134]
  56. ^ 其中,张大千先生纪念馆占地1,910平方米,楼地板面积734平方米。[139]
  57. ^ 同年,士林地检署侦办故宫改善工程弊案,共15名前后任院长和官员遭起诉,[145]后因罪证不足,高等法院在2011年11月二审宣判无罪。[146]
  58. ^ 其中展厅9,613.91平方米;非展览用的公共空间10,656.98平方米;行政空间3,852.69平方米。[147]
  59. ^ 晶华丽晶酒店集团除了须支付开发权利金新台币1,000万元、每年依据《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公有土地出租及设定地上权租金优惠办法》支付基地租金、按每年收入的5%计算支付经营权利金(扣除兴建期,特许期为25年)之外,故宫晶华股份有限公司每年额外提拨营运收入的1%,作为国立故宫博物院教育文物展示、研究、餐饮文化等相关活动的推广经费。[105]
  60. ^ 此次盘点结果发现〈铜镀金内填珐琅琵琶式怀表〉、〈青玉八卦水丞〉、〈青玉刻花炉〉、〈仿古玉圆璧〉和〈三镶玉如意〉等5件清朝文物的附件受损或遗失。[27]
  61. ^ 包括绘画6,698件册、成扇1,882件、法书3,728件册、法帖495件册和拓片898件册。[10]
  62. ^ 包括明朝〈出警图〉和〈入跸图〉2卷,但不含明太祖御笔2册。
  63. ^ 计入清朝紫光阁功臣像〈玛瑺斫阵图〉和〈阿玉锡持矛荡寇图〉2卷。
  64. ^ 南薰殿传世肖像画以〈宋太祖像〉年代最早,此前人物画像均为宋朝或其后朝代画院画家所绘制。[164]
  65. ^ 铭文全文为123字,其中重文9字,合文3字。[28]
  66. ^ 铭文全文为357字,其中重文7字。[28]
  67. ^ 铭文全文为500字,其中重文9字,合文9字。[28]
  68. ^ 铭文全文为152字,其中重文2字。[28]
  69. ^ 1996年购藏32件铜鎏金佛像;2004年受赠358件铜鎏金佛像(不包括寄存在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日本重要文化财北魏铜鎏金佛像1件);2006年受赠48件铜鎏金佛像(不包括石雕四面佛像1件)。[174]
  70. ^ 编号:故瓷005189N-005196N、017835N、017836N各1件。[18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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