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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中兴

明世宗嘉靖帝画像

嘉靖中兴[参 1][参 2]又称嘉靖之治[注 1]嘉靖革新[注 2]嘉靖新政[注 2],是指在嘉靖帝统治前期出现的改革与中兴局面。

嘉靖帝登基后效法明太祖明成祖的治国手段推行“新政”,政治上英明苛察,严以驭官,整顿朝纲,大赦天下,严禁宦官干预朝政,集异纳谏,勤于政务,完善科举制度;经济上宽以治民、减轻赋役,勘查皇室庄园和勋戚庄园,把耕地还于老百姓,同时还鼓励耕织,减轻租银,重新整顿赋役,赈济灾荒,体恤民情;军事上,正视哈密问题,大力提拔将才征剿倭寇,清除外患,整顿边防,以解除边疆危机。可以称得上是位有作为的皇帝[参 4][参 5][参 6]。清修《明史》评价他是“中材之主”[参 7]

背景

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武宗去世,无子嗣,所以皇太后和内阁首辅杨廷和决定,从最近支的皇室寻找继承人,遂以“兄终弟及”的原则立明武宗的堂弟朱厚熜弟为帝,次年改年号为“嘉靖[参 8]

措施

政治

作家张嵚认为,明朝自明仁宗丶明宣宗以来(由永乐时期萌芽和出现,仁宣时期遂渐成形),最高的权力就形成了三角体制,皇帝之下还有以文官集团宦官集团。特别是文官集团,随着内阁制度的成熟,不但话语权越来越大而且对皇权形成制约。而言官的势力也是水涨船高[参 9]

嘉靖帝即位后,先是打压宦官集团,严禁宦官干政,削弱司礼监实权,使其形成摆设,各地镇守太监也被召回裁撤[参 9]。对于文官集团,嘉靖帝通过大礼仪之争为其父母争名,加强皇权,打击文官势力,迅速摆脱了杨廷和的控制[参 10]。重新建立了嘉靖初期政坛新的人事格局。这是自永乐帝以后明朝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君臣更迭,为嘉靖革新确立了有力的组织保障,形成了推行全面革新的政治条件,嘉靖帝为了否定守成君主的败政行为,他全力维护洪武祖制的神圣性,而效法祖制的做法较好地解决了革新与继承之间的关系,确保了改革的顺利进行[参 6]

整顿翰林院各项积弊,为了提高内阁大学士的行政能力,让内阁有了密奏专权,看似是权力提升,但几任内阁大臣都被他牢牢的捏在手里。嘉靖帝还调解朝廷中不同的各方势力,由着大臣之间相互制衡,根据利益需要搭把手[参 9]。同时打破重内轻外的观念,激发地方官员的进取之心;整饬言路,实现对百官的有效监督,裁革冗滥,以减轻财政负担[参 6]

嘉靖帝认为外戚为害天下。他又和张璁方献夫在革除外戚世封的问题上达到了共识,下令永远废除此制[参 11]

然而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博士尤淑君指出,嘉靖年间的“左顺门事件”,不但杖打了一百三十四名大臣,还杖死了十七名大臣,到了嘉靖后期,死于廷杖的大臣越来越多,史载“公卿之辱,前此未有” ,“杖杀朝士,倍蓰前代”。可见明代皇帝一方面仰赖朝廷正式的监察系统及皇家私属的内侍系统——宦官及锦衣卫,竭力防范大臣结党,禁止朝臣私下评议政事,最后甚至不惜牺牲官员的生命,以求朝廷内部不致形成有能力威胁君主的团体[1]:238-239

成都大学历史学教授谭平指出,明朝内阁及其大学士们的权位升降起伏很大,但总体来说与前朝宰相完全不可相提并论。在很多情况下,大学士们承担着难以言谕的压力和精神折磨。如万历年间入阁的性格刚直、勇于直谏的名相陈于陛眼见昏君以严重的对抗和镇压的心理坚决拒谏,国事沉沦,自己又无力回天,于是“忧形于色”,“在直庐数太息视日影”,两年后去世。曾一人独撑内阁七年,期间为增阁臣连续上疏100多道都被置之不理的叶向高在总结明朝阁臣地位的尴尬时说:“臣常念祖宗设立阁臣,不过文学侍从,而其重亦止于票拟。其委任权力与前代之宰相绝不相同。夫以无权之官,而欲强做有权之事,则势故必败;以有权之事,而必责于无权之官,其望更难酬,此所以阁臣从来无完名也。抑亦所居之地使之然哉!”明代政治舞台上官员们面临的政治生态更复杂和更难以适应。比较而言,不会去坚持操守的庸官和贪官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生态中比清官能吏适应力更强,这也能从一个方面解释为什么明代总是要虐待和残害功臣[2]

大礼议”加强了皇权专制,促成了嘉靖帝刚愎自用的政治作风,嘉靖帝变得一意孤行,不合其心意的大臣皆会下狱受廷仗之罚,又中断了杨廷和在明武宗去世之后推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并且使朝廷官员看到奉迎君主所带来的好处,导致明朝官员中谄媚之风盛行,明朝政治风气愈发颓废[3]

经济

经济上嘉靖帝限革庄田,以遏制土地兼并狂潮;推行新的赋税制度,以减轻民众负担[参 6]

嘉靖帝执政的前半段,国家财政稳定,储备充足,商品经济发达,每年富余白银就多达五百多万,粮草够支用十余年,民间经济也富庶东南商品经济蓬勃发展。而且从嘉靖四年(1525年)起,明朝宣课司正式改白银收税。此举的结果就是白银正式成为法定货币,经济意义重大[参 12]

军事

南倭北虏

嘉靖帝执政时期,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战争极多。南方的倭寇还有北方的鞑靼部落,每年轮流骚扰大明边境,史称“南倭北虏”之患[参 13]

明政府实施的海禁政策和朝贡贸易,不仅造成中日间走私贸易之盛行,并且在倭寇来华劫掠的问题上形成推波助澜的作用。1523年(嘉靖二年)发生宁波之乱,明政府罢设市舶司,中断了中日的货贸管道,明政府严格执行海禁,不仅让先前走私愈为猖獗,连带地让倭患的问题变得严重,此时明政府兵备废弛严重,导致走私愈演愈烈,最后情势完全地失控,演变成为害中国东南沿海多年的倭寇之乱[4]

嘉靖时期,由于政治日趋腐败,加以政策上的失误,海防设施失去应有的功能。卫所形同虚设,不堪一击,据《大明会典》记载:“嘉靖十七年,令镇守内臣,原不系太祖定制,次第裁革,十八年尽数取回”,而《明史》记载当时海防情况是:“造承平久、船敝伍虚;及遇警,乃募渔船,以资哨守;兵非素练,船非专业,见寇泊主,辄望见逃匿。而上又无统率御之,以故贼帆所指,无不残破。 ”[5]。 1546年(嘉靖二十五年),嘉靖帝积极调兵遣将,集结精锐部队到东南,多次重击倭寇,很快锻炼出许多善打硬仗的部队。在嘉靖帝执政的最后二十年里,东南抗倭战局,在戚继光俞大猷谭纶等这些将士浴血奋战下,终于扭转了战局,并最终于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随着最后一股倭寇团伙在安南越南)万桥山被歼灭,肆虐大明多年的倭寇之患,终于彻底肃清[参 13]

北方在马芳等人的镇守下,多次挫败鞑靼部落的侵扰,边防形势大大改观[参 14]

对葡政策

1511年(正德六年),葡萄牙人灭掉了马来王国,在当地建立殖民据点,从此控制了马六甲航线,也逐渐瞄准隔海相望的明朝[参 15]

1513年(正德八年),葡萄牙舰队第一次抵达中国沿海,依靠在珠江海面,要求上岸进行贸易。但是遭到当地官员的拒绝后,随即占领了珠江对面的屯门岛,在岛上建筑工事,并刻石碑宣示葡萄牙主权,长期滞留在广东一带。同时还派遣使者拜访正德帝会。后来嘉靖帝即位,登基仅三天的嘉靖帝就收到了马来王国王子的诉状请求大明帮其复国,嘉靖帝还收到官员的奏折,说葡萄牙人久滞不去,引起了嘉靖帝的警觉。正德十六年(1521年)嘉靖帝下旨,命广东官员驱逐葡萄牙人。葡萄牙人在屯门岛海面集结舰队,负隅顽抗,史称屯门海战[参 15]

明朝政府诏令东南沿海各省水师“遇佛郎机船可立毁之,遇佛郎机人可立杀”。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浙江巡抚朱纨派都指挥卢镗率兵进攻双屿港当时葡萄牙人的根据地双屿港,结果双屿港被毁,葡萄牙人出逃[参 15],其后一直侵扰浙江福建沿海。到了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明朝政府让葡萄牙人定居澳门,并获准前往广州从事贸易活动[6]

文化

对于文化和教育方面,嘉靖帝即位后马上整肃科举制度,来确保选举的良性发展;倡行三途并用,激励士气;整顿学政,来强化学校的教育功能[参 6]

同时嘉靖帝十分重视《永乐大典》一书,由于宫中意外失火,他命人重新抄录副本,副本一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才宣告完成,与永乐正本的格式、装帧完全一致。永乐时期正本移放到文渊阁,明亡之后下落不明。而眼下能看到的都是嘉靖时期的副本[参 16]

张嵚认为,嘉靖帝在位时期意义最深远的无疑是文化成就,《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两部名著得以刊刻发行,《西游记》和《金瓶梅》也在这一时期问世,阳明心学广为传播,流派纵横,此外戏曲绘画乃至科学领域都是巨匠云集。李时珍李开先徐文长等一长串姓名,见证了这是自由开放的文化盛世[参 12]

但同时嘉靖帝在位时,也是明朝文字狱比较多的时期,例如吴廷举案、山东乡试案、迎驾诗案、万寿字案、李默案等,因此嘉靖时期文化上是否自由开放也有商榷余地。

历史学家***指出,“直言极谏”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价值,因此虽以明代皇权的专横,试官出题还不免有故意引发举子直率批评朝政的事件。嘉靖二十二年(1543),山东乡试,主试官叶经用《论语》出题:“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有一名考生答曰:“继体之君未尝无可承之法;但德非至圣,未免作聪明以乱旧章。”嘉靖帝以为是讥讽他的话,结果试官与考生都受廷杖而死[7]

社会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扩大,嘉靖以后的社会风气侈跷,日甚一日,侈跷之风盛行,消费增加,提供人民更多就业机会,促进商品经济的发达。侈靡之风的盛行又影响了明末社会秩序的安定,对“贵贱,长幼,尊卑”的传统社会等级制度带来冲击。侈靡之风亦刺激人们的欲望,为了满足私欲而以贪污纳贿为手段,破坏了嘉靖以前淳厚的政治风气,导致贪污成风,而贪黩之风又倒过来刺激社会风气,使其更趋奢靡[8]

嘉靖年间戴璟在广东进行的驿递制度改革,戴璟的改革是明代驿递制度改革的先驱[参 17]

后续

嘉靖帝去世后,先后是隆庆帝万历帝在位,期间张居正逐步掌握大权,开始了张居正改革。而张居正改革正是效法嘉靖帝前期革新措施[参 18],张居正的施政特点就是恢复有益于时政的嘉靖革新措施,所以说,张居正改革是嘉靖革新的余波或者说张居正是嘉靖革新的继承者[参 6]。特别是“一条鞭法”也是嘉靖前期改革的产物,由桂萼创建,被张居正很好的加以改进[参 19]。甚至有人提出“隆万大改革”和“嘉隆万改革”的观点[参 6]

评价

现代评价

嘉靖革新持续了近二十年,同时文化和科技领域空前繁荣,优秀文学作品和杰出人物大量涌现,“天下翕然称治”。后史誉之谓“中兴时期”[参 4]。通过嘉靖帝的革新,在较大程度上清除了明朝百余年的积弊,从根本上确立了全新的人事格局,彻底解决了杨廷和集团卷土重来的可能性,使嘉靖一朝时期因此避免了宋朝历史上新旧党争所导致的政局混乱[参 6]。还可以通过明朝新君即位诏书所列前朝弊政款数的变化就可说明其革新所取得的效果,嘉靖帝时期的弊政远远低于前后诸帝[注 3]

作家张嵚认为,嘉靖帝以其圆熟的政治手段,成功的制造了一个国富民强、文化繁荣的大明帝国。以帝王业绩论,相当出色[参 12]

历代评价

  • 当时的河南道御史刘安说:“今明天子综核于上,百执事振于下,丛蠹之弊,十去其九,所少者元气耳。[参 20]
  • 万历帝时期的内阁首辅张居正说:“臣等幼时,犹及见提学官多海内名流,类能以道自重,不苟徇人,人亦无敢干以私者。士习儒风,犹为近古。[参 21]”;“(世宗)躬秉圣资,出抚兴运,刬奸剔蠹,丕举王纲,立极建中,,肇修人纪。凡诸大政令之因革,大典礼之制作,咸稽谋于天,会通古今,经画自心,毅然独断,一洗俗吏牵迹,经生守文之陋。……君臣奔走以受成,万姓倾心而向化。卒之幽明协顺,中外敉宁,声教暨于交南,威灵于穷朔。盖举我太祖、成祖丕造之光烈,而觐扬之巍巍乎,盛矣![参 22]
  • 《张居正集》记载:
    • 《张居正集·卷10·<议外戚子弟恩殷疏>》:“正德年间,政体紊乱。至世宗皇帝以聪明至入继大统,将以前弊正一切改正,以复我祖宗之旧,正今日所当遵守者。”
    • 《张居正集·卷38·<文集十>》:“世庙承正德群奸乱政之后,又用威以振之,恢皇纲,饬法纪,而国家神气为之再扬。”
    • 《张居正集》:“正德年间, 政体紊乱。至世宗皇帝以聪明至圣入继大统,将以前弊政一切改正,以复我祖宗之旧,正今日所当遵守者。”;“世庙承正德群奸乱政之后,又用威以振之,恢皇纲,饬法纪,而国家神气为之再扬。”;“世宗禁革外戚封爵, 乃“超世之见,同符二祖,非近代帝王所能仿佛其万一者。”;“振耀前猷,茂恢令绪,德总百王,规摹万世。以永凝佑命,启昌期,曷有纪极!” ;“臣等窃以为我皇上当英妙之龄, 事事皆祗先猷, 宪章烈祖。则太祖定制与世祖圣谕, 正宜仰稽而效法者。”;“世祖天纵聪明,继统之后二十年间励精图治,孜孜问学,其英谟睿断,诚有非前代帝王所能及者。”;“乞敕下都察院,查照嘉靖初年所定宪纲事理,再加申饬,秉持公论,振扬风纪,以佐皇上明作励精之治,庶体统正,朝廷尊,而下有法守矣。”
  • 《明世宗实录》:“躬秉圣资, 出抚兴运, 铲奸剔蠹, 丕举王纲, 肇修人纪。……盖我成祖丕造之光烈, 而觐扬之巍巍乎, 盛矣!”;“(张璁)刚明峻洁、一心奉公、慷慨任事、不避嫌怨。其署都察院,不经岁而一时风纪肃清,积弊顿改;在内阁,自以受上特知,知无不言。密谋庙议,即同事诸臣多不与闻者。于是,清勋戚庄田,罢镇守内臣,百吏奉法,苞苴路绝,而海内称治矣。……终嘉靖之世,语相者,迄无若孚敬。”
  • 《万历野获编》:江陵于世宗实录极推许永嘉,盖其材术相似,故心仪而托之赞叹。
  • 倪绾所著《群谈采余·卷6》中说道:“公(张璁)厘革夙弊,力除镇守各局,并裁酌一切军民利病,我朝之治,聿然中兴。世称相业风节。”
  • 隆庆年间进士李乐对嘉靖前期革除镇守中官的积极作用给予的评价,言道:“世宗皇帝继统,年龄虽小,英断夙成,待此辈不少假借。又得张公孚敬以正佐之,尽革各省镇守内臣,司礼监不得干预章奏。往瑾时,公卿大臣相见,无敢抗礼,甚有拜伏者。自张公当国,司礼以下各监局巨珰,见公竦息敬畏,不敢并行并坐,至以“张爷”呼之,不动声色,而潜消其骄悍之心。盖自汉唐宋元以来,宦官敛戢,士气得伸,国体尊严,未有如今日者,诚千载一时哉![参 23]
  • 明代史学家何乔远《名山藏》总结嘉靖前期“励精化理,湔濯海内观听,挈清政本,杜塞旁落,奋武揆文,网罗才实。至于稽古礼典,取次厘毖一切,创必表章,轶往宪来,赫然中兴,多孚敬(张璁)所翼赞”[参 24]
  • 谈迁在《国榷》中说:“厘革积习,诚雄主也”;“以严驭吏、以宽治民;以经术为师,以法律为辅;以严明修内治,以安静治边防。”

注释

  1. ^ 罗辉映认为:世宗即位之初的“政治局面徒有治名,完全是杨廷和一派人的自吹自擂。历史所说的嘉靖中兴之治,乃是通过大礼议,摧毁了杨廷和腐朽官僚集团后,由张璁、桂萼为首的议礼诸臣肇创的嘉靖前期政治。”[参 3]
  2. ^ 2.0 2.1 田澍,《洪武祖制与嘉靖前期革新》,《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5期。
  3. ^ 如英宗即位诏书所列宣德弊政为40条,景泰帝所列正统33条,英宗所列景泰34条,宪宗所列天顺43条,孝宗所列成化44条,武宗所列弘治44条,世宗所列正德80条,穆宗所列嘉靖29条,神宗所列隆庆43条,光宗、熹宗所列万历73条。[参 6]

参考资料

  1. ^ 明·王世贞《皇明盛典述》: ‘世宗朝,张文忠公(张璁)佐命中兴,相业烜赫,近古少俪。’
  2. ^ 明·倪绾《群谈采余·卷6》:‘公(张璁)厘革夙弊,力除镇守各局,并裁酌一切军民利病,我朝之治,聿然中兴。世称相业风节。’
  3. ^ 罗辉映:《杨廷和事略考实》,《中国史研究》1990年2期。
  4. ^ 4.0 4.1 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璁生平. 钟祥博览网. [2014-12-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1-05).
  5. ^ 仓圣. 《正说中国三百五十帝·明世宗朱厚熜》. 黑龙江: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6年1月1日: 458页. ISBN 9787207052827 (中文).
  6. ^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嘉靖革新的历史定位. 北京: 光明网. 2006-11-20 [2015-01-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1-14) (中文).
  7. ^ 《明史》卷18 世宗二
  8. ^ 明世宗朱厚熜. 中国历代帝王. [2015-01-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0-11) (中文).
  9. ^ 9.0 9.1 9.2 张嵚. 《明朝原来是这样·好人严嵩堕落史》. 现代出版社. 2014: 第204页. ISBN 9787514329308 (中文).
  10. ^ 嘉靖皇帝. 腾讯网. 2014-12-14 [2015-01-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5) (中文).
  11. ^ 《明通鉴》卷54《嘉靖八年十月已巳》:“安昌伯钱维圻卒,其庶兄维垣请嗣爵,下吏部议。尚书方献夫等言:‘外戚之封,不当世及。’历引汉、唐、宋事以证。璁以为然,力主之。上善其言,诏:”自今外戚封爵者,但终其身,毋得请袭。’自是,外戚遂永绝世封。”
  12. ^ 12.0 12.1 12.2 张嵚. 《明朝原来是这样·好人严嵩堕落史》. 现代出版社. 2014: 第205页. ISBN 9787514329308 (中文).
  13. ^ 13.0 13.1 张嵚. 《明朝原来是这样·全能儒将谭纶》. 现代出版社. 2014: 第196—197页. ISBN 9787514329308 (中文).
  14. ^ 张嵚. 《明朝原来是这样·好人严嵩堕落史》. 现代出版社. 2014: 第227页. ISBN 9787514329308 (中文).
  15. ^ 15.0 15.1 15.2 张嵚. 《明朝原来是这样·葡萄牙人,东西交流“吃螃蟹” 》. 现代出版社. 2014: 第184—196页. ISBN 9787514329308 (中文).
  16. ^ 《永乐大典》完工. 中国大学生在线网. [2015-01-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9-21) (中文).
  17. ^ 颜广文. 论嘉靖年间戴璟在广东进行的驿递制度改革. 《广东教育学院学报》 (华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2000年, (04期) (中文).
  18. ^ 《张太岳集·卷45》:“正德年间,政体紊乱。至世宗皇帝以聪明至入继大统,将以前弊政一切改正,以复我祖宗之旧,正今日所当遵守者。”
  19. ^ 清初学者任源祥,《清经世文编》卷29,《问条编征收之法》:‘天下有不得不条编之势,张江陵(张居正)不过因势而行之。’
  20. ^ 《明史》卷207《刘安传》
  21. ^ 《万历起居注》
  22. ^ 《明世宗实录・序》
  23. ^ 《见闻杂记》卷11
  24. ^ 《名山藏》卷73《臣林记十八·嘉靖臣二·张孚敬传》
  1. ^ 尤淑君《名分礼秩与皇权重塑:大礼议与嘉靖政治文化》,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6年
  2. ^ 谭平《宋朝与明朝治官的对比》,研究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年,ISBN 9787810948760
  3. ^ 张纯梅《〈西游记〉背后汲取的文化思潮》,暨大电子杂志
  4. ^ 何孟兴《明人“恐倭”心理之初探――以嘉靖倭乱后的福建为例》,〈止善〉第二十期,2016-06
  5. ^ 刘国华《明“嘉靖大楼寇”成因探析》,乐山师范学院学报,第19卷第7期,2004-07
  6. ^ 郑永常《晚明(1600-1644)荷船叩关与中国之应变》,〈成功大学历史学报〉第25期,1999-12
  7. ^ ***《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二十一世纪〉2005年10月,第43期
  8. ^ 徐泓《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第137—159页

参见

参考书目

  • 田澍,《嘉靖革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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