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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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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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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会员国
会员为正式会员
始于1945年 (1945)(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创始会员国)
1971年 (197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席位
安理会席位常任理事国
常驻代表马朝旭

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始于1945年联合国筹建之初,中、美、英、苏并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四巨头,且是联合国宣言最初签署国[1]二战后,(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国民政府中国的席位参与联合国,并取得第一个签署《联合国宪章》的顺位;而在《联合国宪章》第23条中亦明载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是五个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自1971年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得了联合国中代表“中国”的席位[2][3]联合国中文日为每年的4月20日。

历史

1949年以前

1945年8月24日,(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于陪都重庆签署《联合国宪章》批准书。

1944年10月9日,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后,苏联美国英国中国同时公布《关于建立普遍的国际安全组织的建议》(也称《联合国组织草案》)。

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曾于1943年11月29日下午,同斯大林举行了45分钟的私人会谈。会谈中,罗斯福详细叙述了对联合国组织机构的设想,其中也包括“世界警察”问题。罗斯福认为,未来的联合国组织应由三个层次的机构组成:最低一级为全体大会,由当时大约35个反法西斯国家成员国组成。这个机构定期在不同的地方开会,每个国家都有权平等地发表意见,并向一个较小的机构提出建议。中间一个层次是执行委员会,参加者为苏联美国英国中国,再加上两个欧洲国家、一个南美洲国家、一个近东国家、一个远东国家和一个英帝国(后改为英联邦)自治领,总共10到11个国家。这个机构有权处理一切军事以外的问题,它所作出的决议对各有关国家具有一定的约束力。最高一级为“四警察”机构,由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国组成,这个机构将有权快速处理任何对和平构成威胁的事件和突发事变。在回答斯大林提问的过程中,罗斯福进一步补充说,在和平可能受到威胁时,“四警察”有两种对付方法:一种情况是,如果威胁起因于一个小国的革命或扩张,“四警察”可以采取隔离的方法,封锁有关国家的边界并实行禁运。第二种情况是,如果威胁更严重,四大国即以“警察”身份行事,向有问题的国家发出最后通牒;如果这一通牒被拒绝,就将立即对该国实施轰炸和可能的军事进攻。斯大林赞同罗斯福关于加强制裁权的主张,他认为,联合国的最高一级机构不仅应当有权作出决定,还应该有权控制德国日本周围的重要军事据点,以防止这两个国家再次走上侵略的道路。[4]

斯大林强调说,为了防止侵略,只靠建立几个拟议中的机构是不够的,必须有权在欧洲远东占领重要的战略据点,包围德国和日本,在它们出现发动侵略的危险时,就把它们打下去。苏联方面主张,“世界警察”应该由美国、苏联、英国三国组成,中国无权列入。早在1943年10月,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举行外长会议时,当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提出把审议《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列入会议议程时,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就提出过异议。苏方的真实意图是要排斥中国,但它提出的理由是中国没有参加会议,由三国会议来讨论四大国的声明文件是不合适的。赫尔坚持要把中国列为宣言的共同发起国,甚至表示将不惜以会议达不成协议为代价。最后莫洛托夫作了妥协,答应把中国的地位问题留待以后讨论。[4]

考虑到美国可能会坚持拉拢蒋介石执政的中国,斯大林提出了替代方案。他建议组建两个组织:一个是欧洲组织,由美国、英国、苏联,可能再有另一个欧洲国家参加;另一个是远东组织或者世界组织,或者是一个欧洲组织加一个远东组织,或者是一个欧洲组织加一个世界组织。方案很周密,言词很委婉,最终目的是不让中国进入“世界警察”的行列。英国也主张由“三警察”而不是“四警察”统治世界。罗斯福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他在多种场合表示:“在将来,一个仍然不可战胜的中国将不仅在东亚,而且在全世界起到维护和平与繁荣的适当作用。”他表示,他不是没有认识到中国目前还很弱,但他想到更远的将来,中国毕竟是一个拥有4亿人口的国家,把它当作朋友,总比当作一个潜在的麻烦来源要好一些。他说:“中国作为世界组织的最高理事会的一个成员,就会使这个组织具有世界性,这就有利于把亚洲号召起来,使其效忠于这个组织。”[4]

由于美国政府的一再坚持,中国进入了“世界警察”集团。五大常任理事国正式确立1944年8月21日至10月7日,美、英、苏、中各国的代表在华盛顿附近的一座古老庄园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会议规划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轮廓,解决了联合国建立的主要问题。[4]

会议在讨论安理会的组成时,美国最初的方案是由4个常任理事国和7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后来又提出吸收法国作第五个常任理事国,接着又补充说,晚些时候还可能建议增加一个拉美国家为第六个常任理事国。经苏联代表询问,美国代表说,拉美代表是巴西。美国坚持认为,巴西的人口、面积和资源使它有充分的理由加入常任理事国。此外,巴西在二战中为反法西斯盟国的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苏联代表葛罗米柯说,苏方认为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暂时限定为四大国,以后法国加入后限定为五大国。英国代表也表示,希望理事会还是不要有第六个常任席位,并补充说,只要一突破增加法国作为第五个常任理事国这个框框,理事会就会受到强大压力,就会有提出进一步增加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要求。后来,美国代表又提出,应该将以后如何增加常任理事国的条款列入基本文件,但英国和苏联代表对此均持否定态度。最后三方一致同意,除法国之外不再增加常任理事国。[4]

1945年2月11日,雅尔塔会议结束,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发表联合声明,定于4月25日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并决定管制德国办法。在1945年2月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与会各国作出在旧金山召开制宪会议的决定时,建议中国和法国同苏美英一起,共同作为旧金山会议的发起国(当时法国已成立临时政府)。中国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法国同意参加会议,但决定不担任发起国,因为法国认为它没有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雅尔塔会议的协商,不能要求其他国家在没有自己参与制定的宪章上签字。 1945年6月26日,旧金山制宪会议圆满结束,《联合国宪章》正式签署。宪章第23条明确规定: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为:美利坚合众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兰西共和国。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从此被正式确立。[5]

1945年2月14日,(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外交部声明,同意雅尔塔会议的决议,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中国为邀请国。

1945年2月15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远东委员会在澳大利亚集会,蒋廷黻任主席。

1945年3月5日,苏联、美国、英国、中国正式发出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请柬,定于4月25日在旧金山举行。

1945年3月26日,(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的代表团名单,宋子文为首席代表,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胡适吴贻芳李璜中国青年党)、张君劢中国国家社会党)、董必武中国共产党)、胡霖为代表,施肇基为高等顾问。3月29日发布政府令。

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法国等46个国家的代表参加。董必武的出席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首次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出现。

1945年6月26日,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通过《联合国宪章》,决定新的世界组织定名为“联合国”,中国为《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五个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为了表扬中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贡献,中国获得在《联合国宪章》上第一个签字的荣誉[6]。代表团代首席代表顾维钧率先签字后即发表华语演说。其后依序签字者有王宠惠、魏道明、吴贻芳、李璜、张君劢、董必武、胡霖等代表[7]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24日,(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在重庆签署《联合国宪章》批准书。[7]

1947年8月18日,安理会第186次会议,(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代表蒋廷黻蒙古武装侵略为由投票反对蒙古加入联合国。[8]

1950年代

1950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伍修权(前排左一)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言。

从1950年开始,苏联等国即在历届联合国大会提出“中国代表权问题”,认为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得(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政府在联合国大会与安理会的中国席次。1950年1月,毛泽东宣布任命张闻天为中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但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未取得中国席次,张闻天并未赴任[9][10]

1950年8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长周恩来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美国侵略台湾”的控诉,控告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要求美国陆海空军事撤出台湾。[11]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联合国军在朝鲜开战。联合国因此对中国大陆实施禁运[12]1950年1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应安理会邀请,第一次出席联合国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未取得联合国席位),讨论朝鲜战争与台湾问题。代表伍修权在会上发言,谴责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13][14][15]。1951年2月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498号决议[16],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介入朝鲜是“侵略行为”[17]

1952年,(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向联合国作出控诉,指责苏联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联合国大会经调查后发现苏联曾在日本投降后,试图阻止(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国民政府满洲(现中国东北,日本侵华期间曾在当地建立满洲国)恢复主权,并对中共作出军援及经援,以资助其反政府活动。联合国大会以25票支持、9票反对、24票弃权、2国未投票,通过《联合国大会505号决议》(控苏案)对苏联的行径作出谴责。[18]

1955年(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行使否决权,否决蒙古加入联合国,(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认为蒙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因此其能否加入联合国尚有待讨论。[19]

1950年至1960年间,由于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共产主义阵营之成员,美国防止共产主义势力在安理会另增一常任席位,故仍承认(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政府为代表中国之政府,而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协助(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政府保卫其中国代表权,美国采用“缓议”(moratorium)策略,在各届大会主张暂时不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均获成功,为大部分盟国所接纳。苏联对美国及其盟友排挤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抗议。

1960年代

从1960年起,由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浪潮,联合国大会的形势发生变化。首先是在中苏论战中,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国家阿尔巴尼亚提案,建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代(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政府在联合国的“中国席位”。初期亲美的国家占多数,提案没有通过。但在1960年后陆续有新国家(多数为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加入联合国,使大会的主导权从亲美国家向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转移。

1961年,苏联声言如果(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不让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它将阻止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加入联合国。(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面对压力,不得不缓和反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立场,蒙古人民共和国其后加入联合国。[20]

1961年至1971年间,由于亚洲非洲加入联合国的新独立国家大多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乃改提“重要问题”议案,先确认“中国代表权”问题为重要问题,得过半数同意,其后任何改变中国代表权的议案,均需三分之二多数方能通过,以此保住(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政府在联合国的中国席次。

1970年代

1971年10月25日,重要问题案未获通过(55票支持、59票反对、15票弃权),随后有机会促成中国双重代表案的分段表决也遭到否决(61票反对,51票赞成,16票弃权)。[21]1971年10月25日,(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代表团在阿尔巴尼亚所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之合法权利案》表决之前发言退出联合国大会并退出会场。[21]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以76票支持、35票反对、17票弃权、3国未投票,通过《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21][22]

1971年10月26日,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电报,正式通知联合国大会决议。

1971年1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团长发表重要讲话[23] [24]

1973年11月20日,(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立法院通过《(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组织条例》暂停适用,同年11月30日总统蒋中正公布,但是至今没有正式废止。

1974年4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代表中国发言,阐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政策。

1980年代

1988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申请加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198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派代表参加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联合国纳米比亚过渡时期协助团。

中国与联合国专门组织的关系

中国参与了下列联合国下属组织机构的活动:

联合国专门组织
相关组织
各公约秘书处
联合国信托基金
  • 联合国民主基金
  • 联合国国际伙伴关系基金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中国籍张彭春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副主席,参予制定世界人权宣言的草案[25]。委员会主席爱莲娜·罗斯福在回忆录[26]中说到他对宣言的影响:

张(彭春)博士是一个多元主义者,主张真理不只一种。他说人权宣言不应该只反映西方思想,而应该包容不同思想。他一度建议秘书长花几个月时间研究儒家精神。

联合国大会在1948年12月10日通过世界人权宣言,中国是投票赞成的48个国家之一[26]

联合国托管理事会

托管理事会由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组成。从2006年起,因为托管的领土都已自治或独立,托管理事会不再有托管活动[27]

国际法院

中国与该组织的关系始于1946年10月26日,(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签字接受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权[28]

维持和平行动

到2005年9月为止,中国累计参加联合国14项维和行动,累计参加维和人数4000人次[29]。依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部2013年6月统计数字,中国派出维和人数1782人,在联合国会员中排名第十六;维和人数排名第一的是巴基斯坦,派出维和人数8230人[30]

国际刑警组织

2016年11月10日,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副部长的孟宏伟当选为国际刑警组织主席。这是国际刑警组织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担任该组织主席。[31]

2018年10月5日,法国里昂警方接到孟宏伟妻子报案称,孟于9月底回到中国后失踪。2018年10月7日晚,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宣布,孟宏伟涉嫌违法,目前正接受国家监委监察调查[32]。同日晚,国际刑警组织指他已辞去主席职务,即刻生效[33][34]


联合国驻华机构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曾协助中国抗日战争战后重建以及第二次国共内战人道援助工作。

联合国大会在1957年通过1167号决议[35],1962年通过1784号决议[36],要求联合国难民署协助涌入香港的中国难民,联合国难民署帮助的中国难民约一百万[37][38]

1971年至今,联合国难民署协助在澳门的中国难民,与在印度与尼泊尔的西藏难民[39]。到2001年底为止,印度约有11万西藏难民[40]。联合国难民署估计,1990年前抵达尼泊尔,并在尼泊尔具有难民身份的西藏难民约有1万5千人[41]

(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入联问题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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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会员国
会员已退出
始于1945年10月24日-1971年10月25日
安理会席位常任理事国(已褫夺)
代表

中国代表权争议

(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之一,也是五个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明定于联合国宪章第23条)。此时全中国版图正由(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国民政府统治。其后国民政府在内战中失利,中国共产党及各人民团体于1949年在北平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占据中国大陆。当年底(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政府退守台湾后,两岸分立分治的局面形成。(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都声称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不承认对方是合法政府。从1950年至1971年(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政府的代表一直拥有在联合国的中国席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则不断争取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中国代表权,要求取代(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在联合国席位,1971年7月15日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十八国(后增至二十三国)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之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排除(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10月19日-10月24日的联合国大会总辩论期间,有七十多国参与了关于中国代表权辩论的发言。1971年9月29日美国同日本等十九国(后增至二十二国)所提出“重要议题案”,将中共入会的“取代投票案”从二分之一赞成通过的门槛,改为三分之二赞成才得以通过之重要议题,在1971年10月25日的表决过程中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未获通过。同日时任美国大使老布希连同日本等十七国(后增至十九国)提出临时动议,主张将A/L.630以及附加文件1、2号决议草案分段表决,其中“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作为另一项议案,如果能获得足够的赞成票,有机会促成“双重代表案”,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以常任理事国身份参与联合国,同时(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仍然保持其联合国普通会员国的席位,但此动议在表决中以61票反对,51票赞成,16票弃权的结果未获通过,换言之当时(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的六十五个友邦中出现了严重倒戈,再加上当天又有与台湾关系友好的沙特阿拉伯大使白汝迪(Jamil M Baroody)[42]奉其国王指示帮忙(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不断地发言且坚持自己的提案比阿尔巴尼亚提案或者双重代表权案都好,导致众多成员国不满,令(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代表团认知到即将进行的“取代投票案”已无希望,(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外交部长周书楷上台发言,表示对于即将进行的投票案感到相当遗憾,(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决定自行退出以维护立场[43],随后(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代表团愤而离席,最终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在联合国的中国席位[44][45][46][4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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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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