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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边界谈判本文重定向自 中俄边境问题

中俄边界谈判史是指从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到2004年的《中俄边界东段补充协定》三百多年间,中国和俄罗斯边界争议谈判的历史[1]

大清帝国

鸦片战争前

1734年中国北部边界在尼布楚(位于俄方边界内)附近。

尼布楚条约,俄方称《涅尔琴斯克条约》(俄语:Нерчинский договор),是清朝俄国签订的第一份边界条约,于1689年9月7日(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订立,也是中国首次与西方国家签订的具有现代国际法水准的正式条约。签订此条约的结果使得大清与俄罗斯分据了广大土地,并终结了沙皇帝国的东扩。《尼布楚条约》也是中国第一次与欧洲国家按照国际法原则谈判达成的条约,也是最早明确使用“中国”一词来指代大清的国际法文件。谈判代表:

  • 俄罗斯全权代表陆军大将费耀多罗.戈洛文伯爵,波兰翻译Andrei Belobotski等。
  • 清政府全权代表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国舅佟国纲耶稣会士葡萄牙人徐日升法国人张诚等。布连斯奇界约是1727年9月1日俄方代表萨瓦与中方代表博尔济金策棱(成吉思汗二十世孙)在波尔河边签署的边界条约。布连斯奇条约基本上是中俄两国在平等状态下签订的。恰克图界约清朝俄国于1727年11月2日(清雍正五年)订立的条约。该条约重申了《布连斯奇界约》,划分了两国在今蒙古国地区北部边界,规定了两国的通商关系。通过该条约俄国获得了原未完全控制的色楞格河下游地区。

鸦片战争后

瑷珲条约是由俄罗斯帝国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于1858年5月28日(咸丰八年四月十六日,当时俄国使用的儒略历1858年5月16日)瑷珲(今黑龙江黑河市签定的条约,该条约令中国完全失去了对黑龙江以北约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土地中俄共管,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放弃领土所有权最多的条约。此条约当时未经清政府批准,后来在《中俄北京条约》确认。条约原存于(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外交部,现典藏于台湾台北外双溪国立故宫博物院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俄国于1860年11月14日签订条约。在英法联军之役快将完结时,俄国声称自己之前对英国、法国调停战争有功,逼清政府签署这条约。当时咸丰皇帝出走热河,负责一切善后工作的奕䜣求和心切,就签署了中俄北京条约。条约承认了1858年的《瑷珲条约》的有效性,并将原先规定为中俄“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至海之地(包括库页岛以及不冻港海参崴在内)约40万平方公里归俄国所属,从此中国失去了东北地区对日本海的出海口,并开放张家口库伦喀什噶尔为商埠。两项条约划定了现代中国和俄罗斯的东部疆界。另外,条约中为中俄西段边界走向作出了原则规定,成为后来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分界基础。《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亦称《塔城议定书》是1864年俄罗斯帝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沙俄据此割占中国西北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斋桑淖尔(今斋桑泊)南北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条约签署后,除了中国和外蒙古的边界外,现代中国北部边疆已经大致成形。1871年(同治十年)沙俄趁浩罕领导阿古柏在天山南路宣布东突厥独立之际,出兵新疆伊犁地区;清政府多次交涉无果;1877年清政府平定新疆;次年派崇厚赴俄谈判收回伊犁问题。1879年10月2日崇厚在沙俄胁迫下签定了《里瓦几亚条约》;按约中国仅收回伊犁河上游谷地,划失伊犁西部、南部和南、北疆边境土地甚多,此外还偿付兵费五百万卢布,朝野纷纷反对,清廷未许。1880年改派曾纪泽赴俄修订条约;次年2月24日签定了《中俄改订条约》,即《伊犁条约》,因于俄国国都圣彼得堡签订又称《圣彼得堡条约》。根据条约,沙俄归还伊犁,但仍割去了伊犁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中国赔偿俄国兵费九百万卢布(折合白银五百余万两);中国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等地。《满洲里界约》又称《齐齐哈尔协议书》,是清朝黑龙江巡抚周树模俄罗斯帝国代表菩提罗夫于1911年(宣统三年)12月20日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也是清朝官员与外国签订的最后一个有损领土主权的边界条约。当时由于清朝在辛亥革命的冲击下已即将灭亡,故条约未经两国政府的正式批准。《满洲里界约》重新划定了国界,使中国丧失了14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后来苏联于1929年控制该地区的阿巴该图洲渚,直至2005年中俄边界才完全解决该问题。

(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

北洋政府

1912年11月18日蒙古国外务部致法国、英国、德国、美国、比利时、日本、丹麦、荷兰、奥匈帝国各国外交部宣告独立的照会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后,11月3日俄国前任驻华公使廓索维茨与哲布尊丹巴政府在库伦签订《俄蒙协约》及《俄蒙协约专条》。随后,外蒙古王公与博克多格根宣布独立建国,激起(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政府的反对。1913年9月18日(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外交部长孙宝琦同俄国驻华公使库朋斯齐达成《中俄声明文件》,其内容对华更为不利,中国对蒙权力由主权沦为宗主权。1913年11月5日,袁世凯政府为换取沙俄的援助和承认,屈从沙俄的胁迫,与之签订了中俄蒙协约。沙俄表面上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北洋政府承认了沙俄同外蒙签订的《俄蒙协约》的内容和外蒙古的“自治”,并不得在外蒙古设治、驻军、移民等,实际承认沙俄对外蒙古的控制权。1919年7月25日,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政府发表“致中国国民及南北政府宣言”(又称‘苏联第一次对华宣言’)[2],废除沙俄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1920年9月27日苏联对北洋政府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除重申第一次宣言主要内容外,并建议中苏两国恢复外交关系[3]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于上海为进行联俄容共政策进行协商后,所发表的孙文越飞宣言第二条,苏联代表越飞保证遵循“第二次苏联对华宣言”原则,抛弃沙俄时期对华条约与强索权利[4],而这令到中国对外东北的主权恢复了一丝的希望。但自斯大林1924年掌权后,苏联开始否认之前的宣言。(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东三省自治省政府苏维亚社会联邦政府之协定,简称奉俄协定,订立于1924年9月20日,是以奉系军阀张作霖为首之东三省政府和苏联政府之间缔结签订以中东铁路有关之协定。协议重新确认苏联俄罗斯帝国时期持有中东铁路权利之权益,和谈判铁路之管理营运。

国民政府

1928年6月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发动了一场以修订不平等条约为中心的“革命外交”,包括恢复关税自主权、取消治外法权、收回租界、收回租借地,以及收回铁路利权、内河航行权、沿海贸易权等。刚刚接手东北事务的军阀张学良积极响应,结果引发了中东路事件[5],导致苏联政府宣布与南京国民政府断交。1929年8月14日,苏联开始沿中东路一线向中国进攻,先后占领满洲里、扎兰诺尔、海拉尔同江,进逼齐齐哈尔哈尔滨,中国军队损失巨大。张学良不得不在1929年11月26日要求停战,并于同年12月20日在苏联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签订了《中苏伯力会议议定书》,恢复了苏联在1929年7月10日以前在中东铁路的一切权益。该议定书的签订标志着中东路事件告一段落,但议定书本身从未能得到中国国民政府的正式承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全称《(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友好同盟条约》,是(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重庆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苏联政府代表莫洛托夫在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前夜)与苏联在莫斯科签订的条约。此条约最大要点是关于中国北方边界的问题,尤其是外蒙古的主权问题。包括:一、苏军三个月内从东北“撤完”;二、“鉴于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愿望,(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政府同意,将在日本战败后举行公民投票以确定外蒙的独立”,没有时限。并同意“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在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及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等条件下,允许将依公正之公民投票的结果决定是否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6][7]。1945年10月20日,外蒙人民在被苏联操控的外蒙当局的监视和控制下举行公民投票,结果显示97%的公民赞成外蒙古独立。1946年1月5日,(前中华民国,现中国台湾省)国民政府发布公告承认外蒙古独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

黑瞎子岛(抚远三角洲)归属示意图

参见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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